昆明知青在瑞丽知青纪念碑前合影留念

    “我曾是一名知青。”

    当说起这句话时，许多人能很快在人群和历史中清晰地找到一种认同。

    对人的一生来说，３０年不是一段随意可以删除的历史。当年的知青们，今天已是年过半百的中年人。在后来的人生旅途中，他们中有人的顺利，有人坎坷，有人成功，有人平凡……但共通的是，对那一段特殊岁月，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情怀，一样的感叹。

    时间是个奇异的“过滤器”，它最终消解了苦难，沉淀下美丽。回首往事，当年知青所经历的那些高强度的劳作，艰苦的环境，孤寂的青春，匮乏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如今似乎已不再是通彻心肺的折磨。

    记住这段历史的，不仅是当年的知青。知青这一群体对我们这个时代具有极其重要影响，它是共和国创立至今所发生沧桑变化的聚集点，从其精神意识领域而言，它是传统价值观念、体系从建立到崩溃的“载体”。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出发，对知青可作出各种见仁见智的结论。

    知青群体的沉浮和上山下乡运动给我们怎样的历史启示呢？首先笔者不能完全同意《上山下乡》的作者夫人苏道锐教授的结论：“……。那些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现在通常认为，除了他们了解了一些中国农民的真正的生活状况这样一个事实之外，他们在农村度过的时间是一种浪费。了解中国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固然是一种需要的学习，这可能就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最有价值和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方面。”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仅在社会操作管理层面尚可如此认定，然而实际上，知青群体的实践，对当代中国社会重大影响和意义是在精神领域。上山下乡虽以奔赴边疆农村的外在形式表现，却在心理上实实在在的是一次以失败告终的精神的艰苦远征。这是上山下乡的本质。任何在社会管理操作范围的研究都很难把握这一本质，因而也很难判断知青群体及上山下乡运动对未来可能的影响及其历史意义。

    当今我们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物质生活比起过去，优越得多了，但精神上的贫乏已是普遍的忧虑，同样，西方也面临这样一个精神危机问题。的确，从十字军运动和知青运动的失败来看，反映了人类同一个深层性的问题；在精神与物质之间偏向任何一个极端都将是灾难性，于是，便寄希望在精神与物质间寻找平衡的支撑点，确实，合理的人的生活应同时居住在精神和物质的“伊甸园”。但历史证明这是一种幻想，它一开始，就错了，它是从理想主义出发的。因此人们从来就没找到过这一平衡点。事实上，居住在“精神伊甸园”的人，必定生活在物质的荒野上，居住在物质的“天堂”里的人必然流浪在精神的荒漠中。西方十字军和东方的知青现象告诉我们：人不可能同时进入精神和物质的伊甸园。

    如果现实的长期目标是国家富强（且不论重建过去的价值体系和精神宫殿，这对知青群体已不可能了），那么，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意义上看，知青群体是当代社会中承担这一重任最合格、素质最高的一群人。如果说“我们曾随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参加过长征”是父辈们值得骄傲的经历，那么，共和国旗帜下长大的一代人最值得珍视、最可宝贵的经历便是“我曾经是一个知青”。一个群体，一个民族的磨难本身就是创造未来的最大启动资源。一个伟大的民族、群体不是在苦难中灭亡，便是从苦难中崛起。日耳曼民族与大和民族便是例证。也许在辉煌到来时，人们仍觉得这代人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但对一个优秀的民族来说，既然灾难已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就应该最大限度地从中汲取孕育未来辉煌的养料。也许历史将证明，知青群体以整整一代青春的代价，把一个醉迷的民族唤醒，跟上世界历史的步伐，以精神远征的悲壮失败，换回了一个跃向高度物质文明所必要的历史动力。

    (滇池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