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诺贝尔奖颁发前后，总会见到许多国人的吃葡萄情结，因为泱泱大国与上下五千年文明的历史积淀，竟然没有一位本土科学家获“诺奖”的现状，多少让当下的国人对自身智慧产生疑惑。

      今年3月，在“诺奖”风潮再次激起国人争议的时候，云南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张一方发表的论文《中国可能荣获诺贝尔奖的可操作的具体途径》，引起了学术界与广大读者的关注，有人说此文对中国未来的科技文化发展方向提供了出路；也有人说，这只不过是当前中国功利主义形式下的一种符号，没有从长远规划来看待科技、文化的发展规律。张一方对此又怎样看呢？

     科学需要“生态”的土壤

      因为这篇文章，张一方被高占祥、刘吉等主持的神州强国人才编辑委员会授予《神州强国人才荣誉勋章》。“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是感于我们畸形的人才培养机制，不鼓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压制人才成长。”因为这种培养方式，形成了当下普遍的“为考试而读书，不考试不读书”的功利型学习心态。张一方论文的观点是，“不能为获诺奖而获诺奖，关键问题在于获奖科学有多大创造性；有没有一大批人跟着这个论点找到更多的有益于社会进步、科学发展、经济繁荣等方面的论据。”

      多年教学经验养成的钻研习惯，张一方对时下的功利学习心态和教育机制深感忧心，在总结与寻求发展的人文情结中，他提出了“人才生态学”概念，这是《中国可能荣获诺贝尔奖的可操作的具体途径》一文的前提则是“人才生态”的平衡。  

      鲁迅在《未有天才之前》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中产生、养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虽然“天才大半是天赋的”，但没有一些起码的环境，“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只能“像一碟子绿豆芽”。因此人才的培育及诺贝尔奖的获得都要相应的泥土和基本的条件。张一方对此的解读是：“科学要在中国生根，必须要有科学的土壤，要增强科学的气氛。”为此，张一方在2001年提出了《人才生态学》建设构想。

      作为学者、副教授，张一方心里装着对科学的尊重，对人才成长环境的担忧。他是悲悯的，尽管他的学术研究方向与社会学、人才学的相距甚远，他仍然揣着无尽的牵挂，这或许与他年少时所学的唐诗宋词诸子百家有关。也因为科学的探索欲望，今天的张一方将触角伸到了UFO、易学和佛学领域，“未知的东西都值得探索，新东西可以将思维打开。”科学需要探索，思维更需要不断创新，这是张一方的治学态度。

      张一方的《人才生态学》分自身和环境两个部分，将遗传基因、受教育程度等与生活（物质）环境、工作环境、学术（可以民主自由讨论，具有不同学派）环境、社会环境等放到一起，倡导形成一个支持、鼓励、尊重人才的生态系统。“人才培养的基础是普及教育，发展的机制是学术自由，而最高目标是创新。只有普及教育，学术自由才能产生高素质人才，才能不断创新。而人才之间的竞争必须公平，必须机会均等。人才生态学的最大目的是使人才获得最大的保护和支持，从而达到最大的人才产出（包括质和量两方面）。”

      爱因斯坦说：“提出问题等于解决问题的一半。”这是科学探索的必然途径，也是科学探索中出现错误的必然。而在中国的学术领域中，在一些名家、大家的统领之下，任何关于学术的错误都是不能想象的事，也正因如此，中国的学术界一直缺少创造性的声音。这在张一方看来，是一件不可饶恕的事，“提出科学的观点80%都是错误的，也因为错误才证明科学的可行性，不能因为会出错就放弃探询真理的机会。”

      因为自学成才的经历，张一方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学习兴趣，他鼓励学生挑自己的错误，所以他的课堂上总是思维活跃、讨论激烈，热闹非凡。在他看来，“发现老师的错误是学生的一种进步，发现教科书的错误是大进步，发现科学的错误是最大的进步。”从此，学生们记住了这个衣着朴素、满头白发的老师。

      “语不惊人死不休”是张一方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能出版一些有创造性的书，因为“观点是大浪淘沙，只要有一两个观点最后被验证了，就是好书”。

     自学成才的教授

      国际学术界，张教授、张模型的声誉在6大洲30多个国家的学者中深具影响。从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基础探索研究所所长SANTILLI到诺贝尔奖获得者普利高津、世界著名科学家哈肯、波士顿大学物理系主任科恩等，张一方的论文从1980年代开始就成了他们关注的对象。他1989年出版的30篇论文集《粒子物理和相对论的新探索》，被英国《Phys·abst》收录27篇，但直到今天，在简朴的衣着、满头的白发与深度近视眼镜妆饰下的张一方，仅是一名无学历副教授。

      在云南大学，张一方一直是个传奇，是“从云大成长起来的两位无学历教授”之一。

      生于1947年的张一方在即将迎来高考时，因“文革”风潮失去了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而受东陆大学出身的父亲影响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张一方，从此走上了自学之路。从《高等数学》到爱因斯坦的原著《相对论的意义》，在流宿于昆明各处的三年时间里，张一方不仅自学了英语，还读了46本物理专业书籍，将《相对论的意义》读了14遍，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自学笔记。1972年的最后一天，张一方终于如愿走进云南大学校门，尽管他的身份仅是一名四级勤杂工，但云大图书馆内卷饰浩繁的藏书深深地吸引着他。从此，在云大校园内的浇花、施肥、剪枝、拉货、烧开水、看大门、扫礼堂的工作间隙，留下了张一方埋头苦读的身影。

      安格尔说：“所有坚忍不拔的努力，迟早会取得报酬的。”张一方深信不疑。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在同龄人都忙着赶最后一班车的时候，张一方却以“需要更多的自由时间搞科研”为由，婉拒家人、老师的劝说，放弃获取一纸文凭的机会。此前，他的学术论文《低速、长距离的时间相对性和引力场的一些基本问题》1976年刊在《北京天文台台刊》杂志第八期上，引起相关学者的极大兴趣。两年后，张一方终于如愿被破格调任物理系教研组担任教学工作。此后几年，张一方以勤杂工身份，多次出席全国学术会议，而他的论文，也从国内跃登《强子杂志》等国际刊物。1984年，第二届国际强子力学会议在意大利科摩召开，张一方的名字，排在的被邀请的四大洲15个国家的42位教授名单之中……

      英国思想家迪斯勒里认为：“成功的秘诀在于恒心。”因为没有文凭，张一方从勤杂工到讲师（1985年受聘）走了8个年头，从讲师到副教授（1993年受聘）同样走了8年。虽然教授一职至今仍与他无缘，但张一方用自己的努力，向喜欢并付出了一生的物理科学和学术界，证明了非名家出身也有广阔天地。《科学人》杂志曾这样评价张一方：这位了不起的科技领军人物。他凭着自己长期的艰苦努力，以一种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和破釜沉舟的毅力与胆识，闯进了科学的殿堂。尽管他的卓越成就和非凡才能，没有得到科学共同体足够的重视，但他的那些闪光的论文和有份量的著作，将永远载入史册。

    本刊记者  戴诚/文  毛荣启/图《大观周刊》2006年 第二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