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11月《兄弟》上部出版到今年4月的下部面市，余华新作的大卖再次将他推到公众的视野中，与上一部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相隔10年的《兄弟》，并没有带来10年前的赞誉。尽管余华特别强调自己在《兄弟》中追求叙述的强度，力求全面深入地展示细节，也正是这些细节，让读者在作品中找到了更多的硬伤。

    对余华的新作，评论家张颐武的看法是：《兄弟》是有趣的作品，但对专业读者意味着“无意义的重复”。余华早年的想像力已经丧失，以前才华是“涌”出来的，《兄弟》则缺少创造力的奔涌喷薄而出，迟迟找不到对语言的感觉。评论家严锋认为：《兄弟》在语言上肆无忌惮，藐视一切常规。余华在尝试用文字的繁复应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用新的文体应对现实的复调性，那种不协调的、众语喧哗的现实。

    在评论家和读者的质疑声中，余华肯定地回答说：我写《兄弟》有恃无恐。比如流行语，它的好处是可以很快进入一个时代，虽然是陈词滥调，但大规模地使用就是震撼，风格！风格就是胆子大。我后来修改时拼命强化。这种自信是20多年的写作建立起来的。无数人在评论，我一遍也不看。我写先锋小说时就面对批评，《兄弟》遇到的火力最猛。已经习惯了。写作只有一个诀窍，就是不断地写，不要受别人影响。作品应该交给时间来判断，况且，再伟大的作品也会有缺陷。

    从初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那个才气横溢的余华，到今天因《兄弟》而起的争议，人们开始猜想余华的这10年。

    现实与荒诞

    在35岁以前，余华一直在书写过去的岁月和记忆，很少直面当下的现实生活。在10年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余华说自己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不写1990年代之后的生活，是因为他还没有看清楚这个社会的巨大变化。而在《兄弟》里，他开始进入当代生活，用大量的细节呈现了1960年到2005年11月中国社会的变化和中国人生活的变化。“我以前往往有意淡化时代背景，那是因为我觉得时代对我作品里的人物命运影响不大。《兄弟》是我第一次在小说里面对‘文革’，我是在‘文革’年代出生长大的，虽然没有成年，但是这段历史在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迹，一直不能忘怀。写现实生活的作家有很多，可是在他们的作品里看不到真实的生活，你总是觉得虚假、不可信。当《兄弟》写到下部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可以把握当下的现实生活了，我可以对中国的现实发言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我发现今天的中国让每个人的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现实和传奇神奇地合二为一，只要你写下了真实的现在，也就写下了持久的传奇。”余华解释说。

    对余华的自信，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认为：“余华一向是冷静而决断的叙事者，现在，他的决断发展为无根据的武断，发展到蔑视人的可能性和人的选择，他把标签贴在人的身上，就像刻上‘红字’，然后让人像数学符号一样推演他的方程式。《兄弟》上半部的方程式就是1＋1=0，就是世界在善与恶的冲突中的命运——这的确是狄更斯式的宏伟模式，但问题是狄更斯是背靠着上帝进行叙述，余华把自己当成了上帝，这个模式与《十八岁出门远行》不同，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不同，它与个人的、具体的生命体验无关，它不再是一个人在荒野上发出的孤独的声音，它变成了居高临下的安排、界定和审判。于是，‘文革’成为潜藏在人心中的恶的猝然发作，成为对善，对高贵，对爱、信义，对亲情人伦，对一切使人性美好的事物的疯狂虐杀，它使黑暗更黑暗，使微弱的光明在黑暗中备受考验而显得无限珍贵动人。”

    10年前的余华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留在读者心中的印象，云南大学教授金子强是其中之一：“读过余华的《活着》，感觉他的作品很有功力，《活着》是一部超越个体情感而站在人类关怀的高度进行的创作。余华赤裸裸的令人无法接受这样的真实，在他的文字里面摒弃了爱和恨，情与仇，把那样透鲜的生命呈现在面前，然后老去。人的一生都不会风平浪静，会经历无数坎坷风雨，但人就是要默默地为了活着而忍受。这个看似荒唐的理由却充满了对生命价值的肯定和人文价值的关怀，任何理由都不是人放弃生命的理由和借口，这个简单却又充满思辨色彩的道理被余华用小说的形式进行了活生生地诠释。那段时间文坛偏离了现实，余华坚持了历史关怀和人文关怀，不忘记历史，尽管有的东西很尖锐，让人读来很难过，但是历史的东西不仅需要眼力，还需要勇气。余华在这一点上难能可贵，他没有忘记历史。希望他的《兄弟》也如此。”

    而读过《兄弟》的上部的云南省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张庆国的看法是，“上部不好，下部也不可能会更好，所以没有再读。《兄弟》内容陈旧，没有新意。《兄弟》中大量的调侃，对鸡毛蒜皮的事津津乐道，是10年前中国文学创作上常见的手法，从这一点来说，余华还是10年前的余华，还在原地踏步，这是他个人的问题，没有新的文学的更正确的方向。因为经济文化的发展，今天中国文坛对生活的态度已经严肃了很多，文学创作也有很大调整。10年来有人调整得好，但余华没有进步。他表面的不严肃，掩盖了他人生的不正确态度”。

    在张庆国看来，《兄弟》的畅销首先是余华的名气，默默无闻的作家可以因为好作品出名，有名的作家也可能卖出坏作品，就跟名演员名导演是票房的保证一样，但不见得这些影片就好看；其次是出版社的市场销售做得比较成功；还有一点是读者的质疑与批评，这是读者的盲目性造成的，批评的声音越多越要看个究竟。读者的盲目性很难控制，关键在于文学的基本标准没有在读者心中建立起来，这个标准包括读者对文学接触以及相关知识了解的多少。文学近20年来有很大进步，但也在变化，在不断地确立自己的标准，却没有得出统一的好的标准。这种混乱，造成了读者将受到大肆批评或赞扬的作品等同起来。

    畅销不能说明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好的书通常不会有太强的生命力。好作品通常给人美的艺术的享受，经久不衰；不好的作品，读者不仅找不到这种享受，还会在满心期望的失落中，唾弃作品乃至作者本身。作为中国式的传统文学创作者，你有权不进步，但是，这个时代没理由陪你一起倒退。索尔仁尼琴说：“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迷失的文学素养

    “再伟大的作品也有缺陷”，“如果能够找出1000个（错误）例子我就服气。”这是余华为新作《兄弟》的辩护。这样的辩护在澳籍华人作家黄惟群眼中，是一种强词夺理的争辩，“顺便还带出几分小镇刁民积重难返的顽劣习性。一个999个错误都不能使之反省的作家，已不该由我们替他找出他和他的《兄弟》与优秀作家优秀作品间的距离，而该由他自己说出他和他的《兄弟》与最差作家最差作品有什么不同。由他自己说。”

    曾经有个名不经传的文学评论家这样说过：“马原、格非是迷宫，余华是屠宰场，残雪、孙甘露是垃圾堆，王朔是痞子文学。”但是人们不信。出版界和媒体对此论调也很嗤之以鼻。他们开始反炒，说当时的先锋派文学是以“最有独创性”、“最有前卫性”、“最时髦”、“最民间”、“最乡土”的面貌出现的，并在各大报刊上腾出了大量的版面和资源来刊载他们的作品，迅速培养了一大批所谓的先锋派。对此现象，读者们一开始也是非常配合的。人们一哄而上，抢着上去阅读那些先锋派作家们的小说作品，时间久了才发现，根本就不是媒体宣传的那回事。

    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走的是一条向西方文学靠拢的路。西方文学中最时髦的是现代派，现代派中最动人的称呼是先锋派。一时间，中国大地先锋遍地。然而，谁能给尚在摸索探路中的先锋派下一个定义，谁能在文学的领域中严格区别先锋与否？于是乎，凡是反传统的不合常规的都成了先锋派，至少是有成为先锋派的可能；于是乎，一个广大的鱼目混珠的场景出现了，凡是有点怪怪的说不上所以然的四不像的文学的作品、凡是缺智少慧一聋二瞎断腿断胳膊的文学作品全都加入了先锋文学的行列；于是乎，才能欠缺被看成了才能独到，画不好肖像掌握不好比例尺寸被说成是超高明的艺术，写不好心理的被体验出了没心理的味道，装神弄鬼的被视为深邃的变形抽象，单一被当作尖锐、简单被看作清晰，同义重复画蛇添足被认作别出心裁的搞笑，而弱智浅能低智商则成了上天暗示的一个神秘天机。

    来自余华的启示，是否可让我们回头重看我们走过的路？是否可让我们每个人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文学素养与眼光？

     戴诚/文《大观周刊》2006年 第二十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