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江西会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址

    水田寨花房子—“博古交权”的地方

    扎西会议会议室

    大河滩——通过遵义会议决议的地方

    遵义会议后，红军长征来到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域，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常委会。由于这次会议留下来的文件和记录很少（也许是现在还没有发现），因此，专家学者对这次会议进行了许多研究，基本趋于一致的观点是：这次会议的内容有：一是对常委进行了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二是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并决定在部队中传达贯彻；三是根据敌情变化，改变了遵义会议关于渡江入川的战略计划，决定回兵遵义地区，以川滇黔边境作为新的发展地区；四是决定对部队进行精简缩编，并对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的战略方针和湘鄂川黔苏区的工作进行了首次研究部署。但对这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也有专家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这次会议是在云南威信水田寨附近的花房子召开的，时间为１９３５年２月５日晚上；第二种观点认为这次会议是在四川叙永县的石厢子召开的，时间为２月４日；第三种观点认为这次会议是在贵州毕节县的林口召开的。

    “鸡鸣三省”会议地点的考证

    要搞清楚“鸡鸣三省”召开会议的地点，我们认为，可以从当事人那里探寻答案。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陈云和博古等。后来陈云、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谈到过这次会议的一些情况。如陈云１９３５年２月在《（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中记载：“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就可以把召开这次会议的地域范围锁定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途中。    

    １９６２年５月毛泽东为郭沫若改文谈扎西会议时说：遵义会议后，“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的二月。”这样，会议地点就可以圈定在“鸡鸣三省”这个较小的地域范围，时间为２月。

    周恩来对这次会议召开的地点先后有过３次回忆。第一次是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２日，周恩来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说：“遵义会议后到云南，中央书记由博古换给洛甫。”（原记录存中央档案馆）。从这里我们可以确切知道，这次会议是在云南境内召开的。后来，周恩来还对这个地点作了具体的描述。１９７２年６月１０日，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的讲话中又谈到：“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这与毛泽东所说基本一致。１９７２年７月５日，周恩来又说道：“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了，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  

    从上面这些当事人的回忆，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确定，这次会议召开的地点是在云南扎西境内。

    但“鸡鸣三省”具体是哪个村寨呢？还是要从当时红军所留的电报、日记和老同志的回忆里，去找到确切答案。　 “鸡鸣三省”，《中国共产党历史》记载它在云贵川三省交界一带。“鸡鸣三省”是“金鸡齐鸣，三省皆闻”的意思。民国初年旧图上标明“鸡鸣三省”的地点，位于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赤水河与渭河交汇处。处于“鸡鸣三省”中心的岔河，附近道路崎岖，周围峰峦环绕，悬岩峭壁，形成川、滇、黔三省的天然分界线，又因三省边界在岔河一带仅是不足１００米宽的一水之隔，省际之间可摆渡往返，故也叫渡口。从岔河的地理环境来看，这里没有直通扎西的道路，只有一小块滩涂。据祖辈一直居住在岔河的赵再恒老人讲，红军长征过水田寨时，岔河只住有３户人家，因此也称不上村寨，不可能驻下红军部队及中央机关。据当地群众说，岔河附近一带都称“鸡鸣三省”。由此可见，“鸡鸣三省”是泛指以岔河为中心，离岔河不远的村寨。从当地群众所划的范围来看，它包括云南威信的水田寨、香树、龙洞，镇雄的坡头、德隆、石里；贵州毕节的林口、德胜；四川叙永的石厢子、水潦等村寨。

    那么，当时开会的地点到底是哪个村寨呢？根据周恩来的回忆，我们所要确定的这个地点，必须符合以下３个条件，一是在“鸡鸣三省”地域范围内，二个是在扎西境内，三是曾在那里住了一夜。根据这些条件，这个“鸡鸣三省”村寨，只能是云南扎西境内的水田寨、香树、龙洞等村寨。那么具体是哪一个村寨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当时的电报和日记找出答案。

    杨尚昆在《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的文章中回忆说：“２月５日，到了‘鸡鸣三省’这个地方，常委决定闻天同志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杨尚昆回忆录》中也有相同的回忆。由此可以确定，到“鸡鸣三省”这个地方时，是１９３５年的２月５日。

    时任军委一局作战科参谋的吕黎平，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９日在接受访问时说：“长征中总理和朱总是与我们走在一块，住在一起的，这样他们便于随时掌握情况”，“对‘鸡鸣三省’那个庄子，在我的记忆中，它的具体地点不是贵州、四川地界，而是已进入云南的管辖范围，也即是扎西的水田寨。虽说在山头上，鸡叫三省都可以听见，但也不一定”。

    时任军委总部机要科机要员的李质忠，在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２日接受访问时说：“中央总部进入云南省境内威信水田寨时，我记得那里山坳上有一些水田，还有几个土围子打枪，子弹落在水田头，我们就绕道走……就在那附近不远的地方宿营……‘鸡鸣三省’的地方洛甫代替博古的职务问题，前不久，中征委已来函查询。我记得真正三省交界岔河那个地方总部没有去过。”

    根据吕黎平和李质忠的回忆，我们可以初步断定，召开这次会议是在扎西的水田寨附近。

    时任红军通讯学校校长兼政委的曾三，在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１８日接受访问时也说：“你们那个地方不是叫‘鸡鸣三省’吗？我们是到过了的。记得我们刚进入云南不久住了一晚上，中央在那里开了一个会，说是那个地方叫‘鸡鸣三省’……我们就在那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晚上，后来就到了扎西。”

    时任军委三局政委的伍云甫，在《长征日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二月五日晴：由石厢子出发，经水田寨，团匪据炮楼二座扰乱，绕山道至花屋【房】子宿营，路甚难行（三里路约行三小时）二十三时半才到，与二科合住房子。”

    陈伯均也在日记中写到：“二月五日，阴、微雨，行军——由石厢子走小路到水田寨，行程七十五里。水田寨系云南地境，有滇军一营守之，我军准备相机消灭之。但至晚间与敌仍相持不下，因敌固守碉堡，不能立即攻克，造成对峙形势，是日我的担架在途中掉队十余里，晚间要过敌堡又连摔跌十余跤。这是有病坐担架以来第一次遇到的特殊困难情境，运输员们均疲惫不堪无能为力了！到宿营地时已次日二时了！”  

    据水田寨花房子、高坎、青杠林一带亲眼目睹红军住宿在自己家中的郑光胜、郑明典、郑明华、郑明秀、王朝忠老人讲：“红军来时正过年，初一那天，水田寨街上的枪声响得厉害，第二天中午，刚吃过早饭（即午餐），红军来到花房子。”１９３５年大年初一是公历２月４日，初二是２月５日。

    从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出，２月５日那天，中央总部到达了水田寨附近的一个村庄，并且根据吕黎平的回忆，中央总部是和机要科、作战科和通讯营住在一块的，而据伍云甫的日记记载，２月５日是住在水田寨的花房子。由此我们可以肯定，２月５日晚上，军委纵队总部也驻在水田寨的花房子。

    从当时红军来往的电报中也可以证实这一点。１９３５年２月３日１９时，朱德致林、彭、杨、董、李、罗、蔡四日行动电令：４日“军委纵队进到水潦地域”。当日２２时，可能由于敌情变化，取消了１９时的电报，同时改变了４日的行动计划，并电令“军委纵队明日仍在石厢子不动，准备开水田寨、扎西之间的地域”。又电：５日“军委纵队应进到水田寨宿营。”在５日２１时半朱德致林彪电令：“军委一梯队今到滇境之水田寨，滇军一部守碉堡与我对峙，明拟续向扎西前进，五军团今到石厢子，明日跟军委道路续进。”

    从以上的电报可以看出：２月４日军委纵队驻石厢子，２月５日下午已到水田寨，由于水田寨有滇军一部守碉堡，故红军绕道至花房子宿营，由于“路甚难行”，直到２１时半以前才到花房子，这从伍云甫和陈伯均的日记和５日朱德致林彪的电报可以证明。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１９３５年２月５日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会议，不是在四川叙永的石厢子，也不是在贵州毕节县的林口，就是在云南威信县的水田寨花房子。

    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

    １９３５年２月，中央红军在云南威信集结休整期间，中央政治局于５日至９日在威信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等地连续召开的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是洛甫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在党史、军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日至１７日召开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４项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由于战争环境的紧迫，这４项决定，有两项来不及在遵义完成，一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仍然在中央负总的责任，“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的工作还没有完成，这项工作是由扎西会议（２月５日）决定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而完成；其二是虽然遵义会议揭露批判了博古等人错误的军事路线及其危害，但尚未形成一个正式的决议，会议虽然“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但这项工作是由扎西会议（２月８日）讨论通过。这两件事，一是在组织上变换领导，一是在军事路线上分清是非，都是遵义会议上议定而没有来得及完成的大事，关系到能否彻底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结束“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统治的根本问题。遵义会议只是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继续落实以至最终完成４项重大决议，是在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是红军长征以来首次研究部署全国革命的重要会议。就中央红军来说，遵义会议对战略方向“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不符合客观实际。在扎西会议后完成的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这段话自然是反映了扎西会议的观点。根据扎西会议果断地作出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由此红军按照新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回师黔北，重占遵义，佯攻贵阳，西出云南，北渡金沙江，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取得了许多伟大胜利，中央红军自觉地采取了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方针，完成了党中央预定的同四方面军会合的目标。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一步步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就全国各苏区与未参加长征的红军来说，遵义会议前由于当时中央负责同志的错误领导，加上战事紧迫，长征以来中央对全国各苏区和红军部队，一直“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部署总方针”。扎西会议上，中央改变了对中央苏区“无指示，无回电”的状况，对中（央苏）区、湘鄂川黔省委、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和白区斗争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策略及组织领导等问题，均进行了研究和部署，为以后的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从此，中央苏区的红军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迅速突围，分散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达３年之久，为革命锻炼和保存了一大批骨干力量；红二、红六军团在反“围剿”斗争中加强了领导，调整了战略方针，逐步变被动为主动，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扎西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扎西会议开始了张闻天作为党内“负总的责任”的重要活动时期。张闻天就职以后主持召开的扎西会议，显示了他总揽全局、发扬民主、团结中央政治局与军委，统率全党、全军工作的卓越才能。扎西会议通过的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是张闻天摆脱“左”倾教条主义、自觉实现“转变”的标志，反映了包括张闻天在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认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已达到比较成熟的水平。张闻天终其一生保持独立见解，他从实践中认识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而尊重与支持毛泽东。“扎西会议”后，张闻天更加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为逐步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作出了贡献。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遵义会议后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红军重占遵义后就任“前敌总指挥”，到撤销攻打打鼓新场计划后进入“三人军事小组”，经历了一个逐步确立和巩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总的来说，张闻天都是有力的支持者。值得注意的是，扎西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逐步形成了张闻天与红军实际上的最高统帅毛泽东的互相配合，领导全党全军的格局。这种格局一直保持到１９３８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从遵义会议到六中全会，张闻天同毛泽东互相配合，领导全党全军成就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其功勋足以彪炳日月。而这种领导格局，肇始者正是扎西会议。从这一点来看，扎西会议更应该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

                  应细飞  王淑远（云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