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荣老人在吹冲锋号（7月20日摄）。

    新华社长沙９月４日电　陈学斌、徐壮志、明星

    一把军号，伴随着张生荣走完了漫漫长征路。至今，在湖南省军区东湖干休所的院里，人们还不时能听见那嘹亮的军号声。

    起床号、休息号、吃饭号、冲锋号、疏散号、集合号……时隔数十年，老人仍清晰地记得每一种号谱的音律，这些曲调早已“刻”在了他的脑子里。

    “战场上，军号就是最好的命令。”把玩着那把自己心爱的单管军号，这位８７岁的老人告诉记者，长征中，红军没有什么通讯器材，军号就是战场指挥的重要工具。在红军中，每个连有一名司号员，营里就有一个班，班长叫号目，团里的司号长是排级干部，师里的司号长相当于连级干部。

    张生荣１２岁就参加了红军，是个地道的红小鬼。“爸爸是村苏维埃主席，开大会动员群众参军，我就报了名。妈妈说我太小，不让去。”老人说，在第三次报名后，母亲流着泪同意他参加红军。

    参军后，张生荣先给一位团长当勤务员。团长受伤后，又被分配到司令部号排学吹号。

    “本来想去扛枪打仗，没想到组织上让我吹号。”老人回忆说，小小的军号，学问真大，一本厚厚号本子，看起来都要花好长时间。几百种号，全要记得熟熟的。“那时没有电话，几个连分散在好几个山头上。前进、后退，左拐、右行，全靠号来指挥，吹错了可是要死人的。”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张生荣才１５岁。

    带着一把军号，小小的张生荣爬雪山、过草地，开始了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在四渡赤水战斗中，张生荣发起了高烧。

    “没法前进了，又没有药，我只得随意在路边找个台阶躺着。”

    掉队的张生荣幸运地遇上了３军团的“收容队”，被留在一个老乡家中。“老百姓对我很好，给我从药铺里买了中药，熬好了给我喝下去。”

    躺在老乡家阁楼的张生荣眼看部队一队队地走过，心急如焚。第三天，他又遇到了一支“收容队”。连站起来都头昏脑涨的张生荣坚决要求跟着他们走。

    “拿着树枝拄着，走几十步就要躺下歇一歇。”张生荣回忆，是另一位掉队的战友搀扶着自己，沿着大部队留下的标志前行。“走了一天一夜，天亮时分，我听到前面河边的一条大山沟里传出号声，那是３军团的吃饭号！”张生荣兴奋不已，终于在天黑时赶上了大部队。

    令张生荣最难忘的是大渡河。“我当时是红１师特务连司号员，在１７勇士强渡大渡河时，我就站在岸边吹号。”

    “嘀嗒嗒嘀嘀嘀……”说到强渡大渡河，老人激动异常，拿起那把心爱的军号为记者吹了起来。

    老人回忆，直到亲身渡河时，自己才真正理解了勇士们的勇敢。“船就像树叶一样，晃得人直晕。”

    在长征中，司号员非常重要。张生荣说，为了保证他们能吹响号，部队对司号员的粮食和水实行重点保障。

    张生荣记得，长征中，不仅人能听军号指挥，连马都知道前进冲锋和隐蔽。“一天，天上飞来几架飞机，我接到命令吹响隐藏号。战士们急忙隐蔽，这时我看见连队的几匹马立即匍匐下来，卧在地上，头低着。”

    长征胜利后，张生荣依然从事着自己心爱的司号工作。１９３９年，已任晋察冀一分区司号连长的张生荣率司号连全体司号员参加了白求恩的葬礼，为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吹起送别号。

    “他技术高，又认真，有他在，我们就不怕负伤。”老人说，当时，部队怕这位外国人不习惯，给他开小灶，结果被他拒绝了。给他配了一匹马，他也很少骑，都留给伤员用了。

    亲自赶来参加葬礼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看到张生荣，惊讶地拍着他的脑袋说：“这个孩子长大了。”

    今天，这位长征路上的红小鬼已是８７岁高龄的老人，从湖南省岳阳军分区后勤部长岗位上离休后，在长沙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