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７０周年，《我的长征》电视系列节目近期正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连续热播。
为纪念长征的历史性胜利，缅怀先辈的革命功绩，发扬大无畏的长征精神，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招募志愿者，组成小分队重走长征路。小分队从江西瑞金出发，分段徒步行进，过了雪山草地，近日已达毛儿盖。《我的长征》展示了小分队的行进情况和队员们的感受、沿途７０年来的巨大变化和现场访谈。我曾经有过重走部分长征路的经历，因而对其中一些片段格外留意。
４０年前的１９６６年，我还是在校大学生。１０月底，我们一行十数人组成一支行装齐备的“长征队”，真情实意地去感受长征。从昆明向北，到寻甸马街，便踏上红军长征的征程。而后沿红九军团行进路线，取道东川汤丹，从树桔渡金沙江入川，过宁南、普格；到西昌，与中央红军长征路线会合；再经冕宁、石棉，在安顺场渡大渡河，北上至泸定，过二郎山至天全、宝兴，翻越夹金雪山到达小金（懋功）。全程步行，或行或驻，每日行程有长有短，最长的一天是从泸定县城出发翻越二郎山到天全县的紫石，１２０华里两头摸黑。沿途参观访问，参加劳动，与当地群众座谈联欢，融入了多项社会活动。在寻甸丹桂村，瞻仰了毛泽东住过的民楼；在寻甸牛街，与农民扬场晒谷、纵情歌舞；在东川法者，帮助群众收挖高山洋芋；在普格至西昌途中，与彝族道班工人座谈；在冕宁的彝海子，请亲历红军长征壮举的彝族长者实地讲述当年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喝鸡血酒结拜兄弟的情景；在石棉县的李子坪，与筑路工人一道观看露天电影《碧血丹心》；在石棉县的安顺场，请老船工指点当年十八勇士抢渡大渡河时的两军营垒；在大渡河东岸的挖角，与当地教师同登篮球场；在泸定县城，踏上铁索桥大呼“天险啊天险”；在小金县的达维，拜谒了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纪念碑并与藏胞座谈；在小金县城，参观了“懋功会议”会址……
那是一次长见识、树观念、砺意志、强体魄的“长征”，一次亲身体验，４０年受用不尽。
４０年过去了，沿途印象犹在心头。当年的小金县城，主体部分是陈破的街区，街道弯弯拐拐，卵石铺路，只够马车通行。最新最宽也最热闹的街道，其实只是两幢相对的二层楼房之间的一段马路。楼房为砖木结构，鹤立鸡群，一幢是供销社，一幢是旅馆，从楼房一端上楼走到另一端我们集体“打地铺”的大房间，也就是从街的这一头到了街的那一头。而《我的长征》所展示的，全然一派现代气息。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来自于改革开放、时代进步，实在令人鼓舞，当然也在预料之中。
然而预想不到的是我也看到另一个重大变化——夹金雪山没有雪了。这使我怅然若失，心里不是滋味。
摄像机的镜头里，海拔４１００多米的夹金山满山绿草，从半山绿到山顶；一条新修的沙土公路蜿蜒而上，像飘逸的缎带，绿草黄缎，很有几分诗意，没有了当年的险恶。画外音说：因为全球变暖，积雪融化了；登上山口的“我的长征”队员则说：感觉不错，只是空气有点稀薄……
４０年前，我们为了在中午１２时前顺利通过天气瞬息万变的夹金山积雪地带，做了最为充分的准备，配备了向导，把登山出发地设在山脚的伐木工棚里。时值初冬，凌晨４时出发，满天星斗。登到半山，下起鹅毛大雪，呼出的热气在眉梢结成冰针。接近山口时，遍地积雪，空气稀薄，抬头向上看，近在咫尺，可我们只能沿着“十八拐”艰难移步。翻过山口，天空忽然晴朗，太阳伸手可触，四周银光刺目。夹金雪山南坡雪少，北坡雪多，历年积雪填满了纵横沟谷，危机四伏。当年有的红军战士和一些战马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翻越时，当地政府为了安全，在危险地段插了标杆，指引行进路线。我们跟着向导小心翼翼地鱼贯而行，不敢“越雷池一步”，欲举目远望，必先立定双脚，真正感受到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过了那一程，顺势下坡，有很长一段行程我们是坐在厚厚的积雪上往下滑。这时欢声四起，那是征服险阻后特有的轻松与愉悦。
地球变暖，改变了夹金山的面貌，也改变了草地的面貌。《我的长征》随后所展示的草地，沼泽干涸了，气候不再异常，一眼看去是茫茫的肥美草原。雪山草地的变化，引起了我的一点担忧。
夹金山是红军翻越的五大雪山之首，草地曾经是人类生命的绝境。“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经过长途跋涉，行军作战，人困马乏，缺衣少粮，伤病满营，在雪山草地接受了生命力与意志力极限的挑战。时过境迁，如今没有雪了，没有水了，夹金雪山和草地泥淖将会在地图上和很多人的意识里消逝。不懂历史的人也许会怀疑它们的曾经的存在，会以为红军的艰辛是刻意的宣传。当将来说起红军长征九死一生英雄壮举的时候，也许有的孩子会不仅难信其有，甚或会提出“没有饭吃怎么不吃肯德基”一类的疑问。
革命传统要世代相传，长征精神应永放光芒。我的担心并非无据。社会不断变革，人们的关注点发生了转移。如今的雪山草地不同于４０年前，４０年前的雪山草地不同于７０年前，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社会状况和环境状况的变化，使过去的一些真切的事在一些人看来变得模糊、虚无和不可思议。由此观之，怎样对绵绵后生们加强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是“老革命”碰到的一个“新问题”。
●李怡波（云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