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６年７月７日下午３时１５分，我们找到了程九会老人的家：昆明城西红塔花园。实际上，老人和他的老伴李昂已接到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通知，坐在客厅里等我们了。往常，这个时候老人会在陪护员的帮助下，坐在轮椅上到户外活动，看看那些葱茏的花木，享受春城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在这座城市中，程老最有资格享受这一切。

    女儿程亚玲回家来了，听说当天有客人要来，她想帮父亲做一些事，唤起他的记忆，给来的同志说说长征路上的故事。显然，女主人是一个非常善于持家的人，客厅里摆放着新买的鲜花，室内窗明几净，一尘不染。

    程九会老人坐在柔软舒适的布沙发上，安详地打量着我们，目光和蔼。这个出生在四川省苍溪县的老人，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参加红军后，只回过两次故乡：一次是１９５５年，一次是１９８１年。离开故乡的那一年，他才１７岁。“为了当家作主人”，是他参军从戎，浴血沙场的最大原因。苍溪的绿色山野，春天里如雪的梨花，嘉陵江滚滚的波涛，成为老人永远的思念。丢掉牛鞭当红军

    “一对阳雀飞上天，红军人马入了川。叫声阳雀捎个信，问声红军几时还？”这是一首流行于陕南的民歌，就是这首民歌在陕南民间唱响的那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移，在陕西和四川交界地区，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离开陕西时，老百姓唱着这首歌，挥泪送别了红军。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红四方面军翻秦岭，渡汉水，越巴山，挺进川北。１月之间，解放了通江、巴中、南江３座县城及大部土地。１２月２９日，在通江成立了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把通江东北、巴水上游划为赤北县，通江县改为赤江县，通江北部及小通江河流域和南江东部划为红江县，巴南二地划为巴中县、南江县。１９３３年２月，５县１市的苏维埃政府和县委相继成立，２月７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

    ２月底，６万多敌军向刚刚诞生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三路围攻，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撤出南江、巴中、通江县城，于５月中旬组织了空山坝反击战，收复了失地，新成立了广元、苍溪、长赤、仪阆、江口、万源６个苏维埃县政府，苍溪进入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版图。至１９３３年８月，川陕苏区已壮大为２２个县和１个特别市，面积４２００平方公里，人口６００万。在川陕苏区，地方武装赤卫军、游击队、少年先锋队、童子团、各县独立营、独立团、独立师普遍建立。新苏区广大青年在“打土豪，分田地”的热潮中，踊跃参军，使红四方面军迅速扩大到５个军、１５个师近１０万人。

    １７岁的程九会丢掉牛鞭，走进了革命队伍。

    １９３３年１０月，红军在南充开展“夺盐”战役，程九会看到了“满街的红军”。程九会家里共８口人吃饭，但无半寸土地，一家人靠给地主当长工、打短工维持生计，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贫苦日子。一日，他和弟弟到街上看热闹，赶上了红军宣传队员讲解“打土豪，分田地”，“参加革命打天下，当家作主人”等革命道理，便与小弟相约，一起参加红军。后来，小弟因其他原因没有参成军，程九会便一人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许多往事都回忆不起来了，只有革命的信念在程九会的脑海里永不磨灭。为了帮助老人回忆革命经历，家人找出了一幅早年老人受军衔的黑白照片。老人久久地凝视着这张照片，思绪似乎已回到了那如火如荼的年代。

    刚刚参加红军的程九会被分到红四方面军９２师２７５团当通讯员。“我的工作非常平凡，每天为首长们打开水、扫地、送信、分发文件，有时也负责一些首长们生活上的事，反正干的都是一些杂事。”在老人的记忆中，他是红军中一个最普通的战士。

    给谁当的通讯员？程老说：“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只记得他是一个医生，骑一匹高头大马，而且有一个战士专门为他养马。”

    还能想起过雪山草地的事吗？程老思考了半晌，说：“过雪山的时候，我们穿着很薄的衣服，很多同志活活冻死了，有的同志是踩空了滚下悬崖绝壁牺牲的，我命大，挺过来了。过草地的时候，没有吃的，树皮草根早被前面的部队吃光了。我们从国民党军那里缴获了一些皮带什么的，都拿来煮吃了。记忆最深的是首长在进草地之前给每个人发了３根木棍，说这是用来搭帐篷用的，但是一直到走出草地，这３根棍子都没有派上用场。为什么呢？在那茫茫的草地中，根本没有搭帐篷的条件，我们只有和衣睡在地上，寒冷、饥饿一直陪伴着我们，许多同志死在草地中。这是闹革命所要付出的代价啊！”老人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异常清晰。之所以这样难忘，是因程老走过两次草地，“张国焘与中央闹分裂，和毛主席唱反调，害得我们走了两回草地。我这还算好的了，不少同志走了３次，红四方面军的人马损失了一大半！”

    记者问：“见过陈昌浩和徐向前了吗？”“我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和这些首长见面的机会不多。陈昌浩同志是在甘肃见到的，而徐向前同志一直到山西才见到他。不过我还是幸运的，１０大元帅我先后见到过８个。”讲述这些事情时，程老的脸上闪现出喜悦的神色。

    程老在他一个很简短的回忆材料中写到：“二万五千里长征，自己和所有参加的红军战士一样，经过了人生最艰难的考验，同时也是对人类生存极限的考验。正如毛主席评价长征时所说的：‘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在长征时，正是这种要当英雄好汉，要当家作主的思想，使自己能够坚持下来，用自己的双腿，同时用自己的毅力，和大家一起，共同用青春和热血，推动着中国革命的巨轮前进，完成了中国革命一次史诗般的军事大转移，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他在材料的最后写道：“长征胜利至今已７０多年，自己已９０岁，虽然过去的事情已很模糊，但这段历史像我的生命一样重要，他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直到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们是死神的敌人

    “我很平凡”这句话一直挂在程老的嘴上，可恰恰是众多的平凡人开创了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平凡永远是伟大的基石。长征胜利后，程老所在部队被编入八路军１２９师７７２团，他当了卫生兵。

    “我的师长是刘伯承，旅长是陈赓，团长陈康，我和陈赓要熟一些。”程老回忆说，“我们这些卫生兵，主要的任务是到前线去救护伤员。说实在的，那时的条件没法与现在比，常常是冒着枪林弹雨救回一个受伤的战士，但医疗条件太差，那个战士还是死了。这使我们非常难过。尽管这样，卫生队的同志们还是千方百计地把伤员从火线上抢下来，不少时候我们身上背着的同志没能到达救护所就死了，但我们根本不忍心放弃。有时，我们背回的全是牺牲的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放在荒郊野外，我们要好好地安埋他们。”

    这种在战地救护的工作一直持续到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

    那是一种怎样的血与火的洗礼。“子弹在头顶上飞，炮弹片在周围横扫，每一次上前线进行救护工作，都有可能再也回不来。卫生队的许多同志都牺牲在前线了，我们虽然没有扛着枪与敌人厮杀，但我们同样每天面对着死神，我们和死神抢时间，抢生命，我们是死神的敌人……”

    就这样，从抗日战争到淮海战役，再到挺进大西南，程九会滚打在生命的血线上，多次负伤，用生命写就了革命者的壮歌。革命伴侣恩爱白头

    出生于１９３０年的李昂毕业于昆华卫生学校，走出校门后，她就和几个同学参加了边纵，走上了革命道路。四兵团进入云南后，程九会被分派到武定军分区，任分区休养所所长。这时，李昂已在这个休养所工作，她认识了程九会。“那时他已３４岁，我才２１岁，不久后我们就结婚了，我们的婚礼很简朴，分区后勤部的几个同志参加了我们的婚礼。细细算来，我们在一起已生活了４６年！”李昂淡淡地叙述着她和程老的相识过程，从她的言谈中不难听出，尽管人生充满坎坷，但他们结合的基础是共同的革命信念。

    这同样是一个革命的家庭，暮年的夫妇虽然不再激情迸发，但追求的目标永远不会模糊。经历过患难的爱情当然不常常写在脸上，却无时无刻不表现在彼此的关爱与照顾之中。

    去年５月，程老的儿子程华洲生病离他而去，老人显得更加沉默寡言。女儿程亚玲每个星期回来看望两次，她对记者说：“父母都是经过血与火滚打过的人，不会像我们一样遇到灾难就嚎啕大哭。父亲没有流泪，只是默默地送走了大哥。但从此以后很少讲话，而且身体健康状况大不如前。”经历了晚年失子之痛，程老彻底坐在了轮椅上。但这个家庭仍然充满刚毅，充满了爱。

    离开程老家时，我们在他家的客厅里插了一束鲜花，愿他健康长寿，尽可能长久地和我们一起沐浴时代温暖的阳光。

       ■ 本报记者 李成生（云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