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苏策同志，是唯一的一位健在的红军作家了！军委总政文化部原部长、作家徐怀中说过：在中国称得上“红军作家”的只有陈靖和苏策两人。陈靖已于３年前去世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苏策同志不是“国宝”也该算是“军宝”了！

    苏策出生于１９２１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年仅１６岁就参加了革命。从上世纪４０年代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小小说起，至今已出版了３００多万字的以小说为主的各类文学作品。７０岁上还出版了长篇传记文学《名将之鹰》。８０岁写出了５０多万字的《陈赓传》。他今年已届８５岁的高龄，依然笔耕不辍。

    要全面记述和评论苏策，无疑需要一本厚重的专著。对于他的研究文章已经很多，仅只收入《苏策研究专集》中的就有几十万字，还不算许多人在“苏策文学生涯六十周年作品研讨会”上的发言。我在这里只想把他对于西南边疆军旅文学的贡献做一些补充性的介绍，有些情况也许是鲜为人知的吧。

    １９４９年底，大西南的云、贵、川、康得到解放；到１９５１年５月，西藏也和平解放。部队中的一大批青壮年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也随军进入了这片辽阔壮丽、风情万种的地区，一些有才华的作家和诗人成长起来，以云南和西藏为代表的西南军旅文学也随即诞生，并且在前后八九年的时间里创造了自己的辉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史上占有了不可或缺的地位。

    人们在回望西南边疆的文学天空上那已经定格的五彩斑斓时，都忘不了苏策的贡献和功绩。大家曾经根据自己的感受和认识，各自用不同的词汇来概括和界定他，如“军旅文学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云南军旅文学的旗手”等。

    对云南乃至西南边疆军旅文学的奠基和发展起了巨大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除了苏策，当然还有冯牧。苏策１９３７年１月参军，当过纵队宣传科科长，文工团政委，云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西南军区文艺科长，西藏军区文化部部长，有长期领导部队文化工作的经验。远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就和冯牧经常通宵达旦地谈写作。“我们有个宏誓大愿，就是要为部队培养写作人才。所以，我们在行军路上特别注意吸收知识分子和喜爱写作的青年。”

    他和冯牧是少年时代在故乡北平就已经相识的朋友。他比冯牧小２岁，却比冯牧早２年参加革命，早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后来都在陈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工作，一同解放了云南。他从云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的岗位上调往西南军区以后，冯牧接任了他的副部长职务。再后来，他调任西藏军区文化部部长，冯牧则调到北京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反右”运动中，苏策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罹冤狱。冯牧本来也是在劫难逃，由于身患重病在北京住院而幸免于难。他们虽然遭遇不同，两人的深厚友谊一直延续了６０多年。

    苏策在第四兵团政治部工作的时候，就创办了《文娱生活》杂志，进入昆明以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培养更多作者，改刊为《文艺生活》。这个小刊物可以说是立了大功的，例如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公刘参军后的第一首诗，还有白桦、林予、吴锐等的最初的短篇小说，都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冯牧在接替了他的文化部副部长职务以后，又把它办成了《部队文艺读物》，并且成立了创作组，继续培养了一批作者。

    冯牧在题为《我和苏策》（载《中国作家》１９９２年第一期）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说，在解放初期，云南部队在组织创作和培育作家方面确实是有过一些可取的经验的话，苏策作为当时的文化部门和文学创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是付出了比我更多的辛勤劳动和作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的。在这方面，我绝对不敢掠美。”依我看，这的确不是客气话，而是实事求是的申明。苏策调到西南军区以后，除了依然十分关注云南的创作，还要做大军区所属五个省（区）部队的文艺工作。为作者们修改稿子，向外推荐。例如徐怀中的第一篇小说就是他作了小的润色并改名《地上的长虹》推荐给总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苏策在担任西藏军区文化部部长期间，同样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在部里组建了专业文艺创作队伍，在《西藏日报》上创办了文学副刊《轻骑》，成立了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西藏联络组。在他的要求和鼓励下，刘克、杨星火、高平等都先后将自己的作品登上了《人民文学》等大刊物，出版了各自的处女作。

    苏策热爱人民的事业，所以热爱文学事业；苏策自己有才，所以能够爱才。我们这一代军旅作家乃至地方的文艺家，得到过他的关怀和具体帮助的事例是很多的。例如，他为了替受到错误处理的彭荆风申辩，给军区政治部党委写长篇材料；为了制止对白桦问题的纠缠，他直接给司令员写信；为了替京剧表演艺术家关肃霜鸣不平，他写了文章；西藏军区政治部要补划高平为右派，他在讨论会上明确提出反对；１９９１年诗人公刘丢失了６００元生活费用遇到困难时他竟帮助了５００元。２０００年见《文艺报》载公刘医疗费有困难，他立即寄２０００元支援，等等。他的这些举动之所以难能可贵，是因为他敢于冲破极“左”思想的笼罩，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敢于挑战“唯上”、“唯书”的积习，保持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品格。

    对作为红军作家的苏策，我不能不对他的创作成就进行简要地陈述。人们对于苏策的一系列报告文学、尤其是长篇传记文学《名将之鹰》虽然好评如潮，但他毕竟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由于他的创作主张是“关心时代的冷暖，承担社会的责任，完善崇高的境界。用自身的良知和行为去影响读者”，所以他的作品都能具有高度的真实性，深刻的批判性，动人的艺术性。综观他的小说的创作历程和内容的演变，可以分为３个阶段或３种类型；一是早期的以赞美为主的作品。如《春节风雪夜》、《田小丽》、《小霞》、《冲出葫芦口》等，多是对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英雄模范、好人好事的描述和称颂，相当朴素感人。二是在一定程度上正视并揭示社会阴暗面的作品。这也正是作家思想发展的表现。代表作有《微笑》、《夫妻店》、《我的旅伴》、《家试》等。三是具有更广泛社会性和更深刻批判性的作品。“文革”之后作家思想的成熟和飞跃发展，使他看到并认识了许多与过去完全不同的问题，他的批判的笔尖更加锋利，在艺术上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如中篇小说《千言万语》、《寻找包璞丽》、《超级歌星》、《臭棋》，短篇小说《同犯》、《井底之蛙》、《小站不停车》、《英雄形象》等即是此类作品的典范。

    苏策的小说扶正祛邪，入木三分，十足的中国气派。细节的抓取和描写尤为精彩，有人认为它可以与一些大师作品的细节描写相比。

    我期待并且深信能读到他的更为深厚、更为精美的作品。

     高 平（云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