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应才老人坐在沙发上，头发很短，已经全白了。因为感冒咳嗽，老人说话时有些气喘。头部受过重伤，再加上年事已高，采访过程中，老人有些体力不支，一边说话，一边往后靠在沙发靠背上，不时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

    老人身旁茶几上的一束鲜花，红的玫瑰，粉的百合，星星点点的白色满天星，映衬着他那苍老却神态安然的脸。说话间，岁月的沧桑掩盖不住他眼中熠熠的光，那光亮，是属于他的过去与荣光。

    “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瞒着家里人参了军”

    张应才，１９１９年２月２７日生，四川剑阁县江口镇人，家中是雇农。因为家境贫寒，排行老三的他６岁多就去给城里一个算命的瞎子带路，以此换点吃的，没有工钱。七八岁开始，张应才给村中的林保长、张地主家放牛，父母和两个哥哥帮地主种地。

    张应才放牛的地方，可以望得见嘉陵江。

    １９３５年４月的一天，张应才听说红军从嘉陵江那边打过来了，攻克了离家不远的剑门关。不久，红军来到了张应才的家乡。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翻身打天下的，１６岁的张应才瞒着家人，找到红军部队要求参军。“那时候，红军看起来跟老百姓差不多，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军装”，张应才说。红军发给他５斤米、一把鬼头刀让他背上，后来，又发给他一支小马枪。从此，张应才跟着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部队出发的时候，张应才的舅舅远远地看见他跟着红军走了，才知道他参加了红军。

    参军后，张应才被编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９军第２５师，当通讯员。接到任务，小通讯员张应才挎着鬼头刀，身背小马枪，在荆棘林中穿行，往返于前沿阵地与指挥所之间传递信息。前沿阵地与指挥所之间有时相距两三公里，有时则有四五公里远。“我们就这样来回跑，首长的命令必须很快传到前沿阵地，阵地上的情况又要及时反馈回来。国民党有一支部队，专门打我们通讯员，那时候也顾不上考虑死活了，无论如何，必须完成任务”，张应才老人说。

    “长征中的艰苦，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想像的”

    长征途中，张应才所在的红军部队３次翻越雪山，草地也来回走了３次。

    “我记得，最难翻越的雪山是夹金山和党岭山”，张应才老人说。在夹金山下吃过晚饭，等到天有些擦黑了，红军开始翻越雪山。部队的前面，由一个当地向导拉着一头牦牛带路。“雪山上时而飘起大雪，时而下起很大的冰雹，严寒的天气一刻也容不得你停下，再累也要坚持往上爬，停下来就会被冻死。”张应才清楚地记得，当时战士们光脚上穿的是草鞋，两只脚冻得麻木了、红肿了，还得咬牙坚持爬，“要生存、要战胜死亡就只有坚持不停地往上爬。”在雪山上的时候，负责放哨、站岗的战士不能动，往往被冻死。张应才看到，被冻死的哨兵依然扛着枪，站立着靠在山壁上……下山时也是晚上，战士们脱下披在身上的棕衣，把两条腿套在棕衣的两个袖子里，坐在棕衣上往山下滑，省了很多力，但也有的战士一不小心滑到深谷中摔死了，有的伤病员经不住雨雪、寒风和冰雹袭击，倒在雪地上就再也没有起来……许多战士就这样长眠在了川西北的雪山上。

    “党岭山是我们翻越的第三座大雪山，”张应才说，“山上终年积雪不化，异常寒冷，人在山上不能大声说话，声音一大暴雨就来。”听当地藏民说，翻越党岭山，必须赶在中午１２时以前，因为每天下午山上要起风暴。因此，头一天下午部队就出发了，在半山腰过夜，以便翌日上午通过党岭山。夜间，寒风怒号，大雪纷飞，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摄氏度，战士们的衣服冻成了冰筒，眉毛、胡子上结满冰霜，一些人被冻僵在雪堆里。征服险恶的党岭山，又有许多红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过松潘草地，是张应才长征途中另一段难忘的经历。“我们过的是水草地，比旱草地更难走。”因为正值草原上的雨季，连日霪雨霏霏，草地上泥泞不堪，草底下，则是一个个看不见的深渊。“我们跟着骡马蹄印走，骡马大，不容易陷下去，否则一不小心就会陷进沼泽，葬身其中。后来大家摸索出了脱险的办法：人一旦落入沼泽，就把身体横起来，这样，受力面积加大，不容易陷下去，上面的人就用棍子把他拉上来……”，张应才说，“当时的艰苦，现在的年轻人是无法想像的”。

    “行军时，我们一路走，一路采集一种叫茴茴草的野菜放在衣兜里，吃饭的时候，在地势高的地方掏个窝，把随身带的小铜锅支在上面，再把采集的茴茴草放进去煮着吃，有盐时放点盐。”张应才和战友们还把在行军途中捡到的破皮鞋鞋帮用刀割下来，分成小块小块的，把皮带也用刀划成小段小段的，每次只舍得煮一小块来吃；杀了牦牛，就连皮带肉一人分一块；看到路边的马粪中有未消化的豆子、谷物，捡起来在身上擦擦就吃……“为了生存，只要是能填肚子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我们都拿来吃”，张应才说。晚上，张应才和战友们睡在草地上，“太累了，躺下就睡着了。”草地上露水很重，早上醒来时，周身里里外外都湿透了。行军途中，时时大雨倾盆，红军战士们冒着大雨，走在泥泞的草地上，草鞋上裹满了泥，让人寸步难行。沿途恶劣的环境、艰苦的条件，很多红军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终，“经过艰苦跋涉，我们红军战胜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走出了茫茫草地。”

    长征途中路过藏区时，红军经常受到国民党在当地的一支藏族骑兵的围追堵截，发生过多次正面冲突。“在行军途中，我们只要知道有藏族骑兵靠近，还不等他们进入到威胁红军安全的范围，我们就马上围成一个圈，有枪的放枪，没枪的取下随身携带的锅呀盆呀使劲敲打，藏兵的马匹受到惊吓，就不敢再前进一步了”，张应才说。

    “每次打仗，我们都是战斗在最前，撤退在最后。”

    红军到达陕北后，张应才所在的部队奉命西征，经历了与“五马”的遭遇战。所谓“五马”，即以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马麟５人为首的国民党部队，是一支在西北作战的国民党精锐骑兵。一次在与“五马”正面交火的战斗中，张应才所在部队损失惨重，他因腿、脚、手臂多处受伤被俘。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桌上，我党提出不许国民党杀害我军被俘将士。后张应才等被俘的红军将士被马步芳以青海新二军补充团名义于１９３８年５月送往第一战区途中，经中共反复交涉，迫使国民党当局将被俘红军将士移交给八路军办事处，被营救后送往了延安。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通讯技术相当落后，电话是最主要的通讯工具，通讯兵则成了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兵种之一。在延安，张应才所在的电话队有８匹骡子，骡子背上驮着电话线。“我们的任务是由总部向各个营埋设电话线，架通总部向各纵队、旅、团的通讯网络，保证总部与各个部队的通讯联络，”张应才说，“每次战斗打响之前，我们要提前将总部通向各个部队指挥点的通讯线埋上、接通，保证总部首长在战斗中对各个点进行指挥作战；战斗结束后，我们又要去拆线。”架线过河时，就在线上没有结头的地方，捆上石头沉到水底。架通的线由各团、旅负责保卫。“有时在山谷里收线时，敌人就在山顶上打我们，我们的部队向敌人开火，掩护我们收线。”张应才当了四五年通讯员，“每次战斗，我们都是战斗在最前，撤退在最后。”

    百团大战时，张应才是彭德怀身边的通讯员，彭德怀在临时挖的山洞里指挥作战时，张应才就和战士们在洞口外，端着枪打低飞的敌军飞机，保护彭德怀的安全。在彭德怀身边当通讯员的那段日子，张应才还记忆犹新：“打了胜仗，彭老总就高兴，一高兴，老总就唱湖南民歌；打了败仗，老总就发脾气。”

    延安保卫战时，胡宗南进攻延安，叫嚣着要把陕北的共产党一举消灭。那时，张应才一直跟着毛泽东转战延安，“毛主席在枣园，我们就在枣园；毛主席到王家坪，我们跟到王家坪，一直没有离开毛主席，为毛主席通讯畅通作保障。”虽然当通讯员很苦、很累、很危险，张应才却始终无怨无悔，“我愿意为中国的解放事业献出自己的一生。”

     “我‘死过’两次，一次是在长征途中，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长征时缺医少药，不少战士生了病，却得不到有效的医治。张应才就曾因为生病，差点牺牲。有一次打伏击战，张应才所在的红军部队头一天晚上在一个村子外埋伏，天下起了大雨，被大雨淋了一夜的张应才，第二天发起了高烧，病得非常重，当时部队没有药给他医治。一天傍晚，张应才烧得昏死过去，大家一看，以为他已经死了，就把他抬到村外的一个草堆上放着，准备第二天早上掩埋。到了半夜，刺骨的寒风把他吹醒了，他挣扎着爬回部队，大家都被吓了一跳……说到这里，张应才老人说，自己是“死过一回的人了”。

    新中国成立后，张应才随川甘支队入川到重庆，１９５０年３月从重庆调到昆明，接管云南省国营运输公司，并任军事代表。１９５４年，张应才奉命前往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途中车子翻下山崖，张应才被抛出车外，头部受重伤，被送往保山地区人民医院抢救。当时，云南省委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张应才，在保山医治期间，很多人给他输过血。昏迷了３天３夜后，张应才苏醒了，又一次战胜了死神，“是党和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如今，老人常说的一句话是：“既然参加了红军就要跟着红军走，跟着闹革命，跟着走到底。”

       万迎春／文  赵永峰／图（云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