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鹏飞：陷入苦难反而否极泰来

     记忆标签：“石克斯”顺利通过政审

      1977年，无需再赘述这样一个时间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和意义，恢复，是一切的开始。所有参加过那年高考的人永远不会忘记高考，石鹏飞正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

      1968年他只身作为上海知青从他人原住地来到西双版纳农场屯垦戍边，年仅２０岁的他因为反对极左的“划线站队”尝到了苦果，在农场里他谙尽了被“孤立”的滋味。读书成为他苦难岁月里一种心灵寄托，他通读了《马恩选集》四卷本，他因此在农场甚至“荣获”了“石克斯”的别称。回想起来，他说自己的经历跟老鬼写的《血色浪漫》中的极为相似。

      1977年，机会措手不及地悄然降临，尽管之前他也曾有过在这里安居乐业未尝不可的想法，但恢复高考的消息在他心底重新点燃了改变命途的火星。几年的教书经验加上每天坚持读书4小时的习惯，让他对参加高考多少有些把握，但依然每天复习到熄灯。考前当晚的兴奋和紧张隔了10年也无法忘却，早上6点才睡着的石鹏飞强打精神参加了第一场语文考试，一个半小时就完成了考试，尽管下午的数学因为犯困有一题答得不理想，但也没影响到他的心情，甚至对朋友信誓旦旦地约定，“如果考上复旦，就出30元请客；如果是云大，就出20元……”事后大家如愿吃到了20元的饭局，原因却是现在听来也让人忍俊不禁的答案——因为对部分标准答案的质疑，生性倔强的他坚持按自己的观点和认知回答了历史卷。

      按照学者的说法，高考的成功让石鹏飞完成了他个人社会阶层的流动，当年离经叛道的反文革政治的行为也阴差阳错地使他在高考录取时顺利通过政审，漂亮地“翻了个身”。时势弄人，时势造人。这两句话同时体现在他身上。难怪陆幼青在《死亡日记》里说，“大学给了我们什么？大学给我们的，就是那口行走江湖的底气。”

    陈丽：一个行业的奉献，一座城市的温暖

    记忆标签：“戴着墨镜”爱心送考

    今年是陈师傅连续参加爱心送考的第五年，说起那些“丰功伟绩”，陈师傅有些不好意思：“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这些都是小事，只是看到这些孩子那么辛苦，希望多少为他们分担一点，也算是弥补当年没有参加高考的心愿。”也许只是举手之劳，但当这些考生登上爱心车的刹那，他们感受了社会最深切的爱心，素未谋面的人给予他们的是家人关爱。

      2003年，知道有“爱心送考”这么回事的时候，陈师傅就立刻报了名。知道母亲不能送自己去学校的理由后，还在上小学的女儿很懂事地安慰有些内疚的母亲；“没关系，我住到奶奶家去。”

      回忆起去年“点对点”送的考生石康，陈丽眼里就泛起水气，“我很感动，孩子早上考试前还不忘给我带早点，还说，‘你不吃，我考不踏实’。”陈丽真没想到人和人之间的真诚其实不需要那么复杂的技巧，爱的距离原来不过是天涯咫尺间一句关心的话语。“前年也是，我顺手拉的一个考生，下车后让我等等，转身就去买了瓶水递给我。”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甚至有一次送完考生后拉乘客的路上看到一个考生在雨中等公交车，陈丽二话不说，一脚煞车停下主动请考生上车，并非常歉意地请车上的乘客换辆的士。可乘客却笑笑表示愿意跟她一起送考生，多出路费也无妨，不过陈丽最后当然扣去了多出来的费用。“我做的这些事那么小，但他们真诚地对我表示感谢时，我就忍不住流泪，以至于那段时间我不管什么天气都戴着墨镜。”

      陈丽的丈夫同样也是“爱心司机”，夫妇俩回家后都会比一比谁送的考生更多。他们家里收藏着近几年送过的考生在爱心标志上签的名，满满好几张。陈丽说自己的女儿也是今年中考，再过3年，她就可以送她去高考了。他们的车载着考生奔向考场，载着爱心在这个城市任意流淌，让越来越多的人们感受到它的温暖和力量。

    柯承恩：高考之门关闭又开启，时隔10年

    记忆标签：而立之年续上大学梦

    10年，回忆起来真是“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对于柯承恩来说，在1966年即将高考之际大学梦却被突然扼杀，一直是锥心刺骨的创痛。

      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10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众多像柯承恩这样的初高中“老三届”纷纷涌入考场，期待重新扭转自己的命运。

      “听说要恢复高考了。”“真的假的？”这样的对话不断在渴望走进校园的人群中流传。他们将信将疑，互相打听，因为山高路远，总是没有确切的回答。而当时已经在印刷厂工作数年的柯承恩几乎是在临近高考不到10天的时候得知了确切消息，1966年准备高考时被强行阻断的求学之路，待重新接上正常升学的轨道，已匆匆掠过10年，一个人一生最美好的10年，柯承恩来不及多想，毫不犹豫报了名。尽管已年过而立，孩子已4岁；尽管身边没有一支笔；尽管几乎没有时间复习，不过这些对他来说都不是理由。“我就当这是次实验，如果考上了，就算证明自己的实力。”柯承恩说自己因为常年在报社印刷厂，电工的身份加上制版工作，让他的物理、化学高人一筹，加上3年校对熟读新闻，政治基本不用复习。只有数学，他带着一套练习题跑回母校师大附中用了两个小时请教原来的数学老师，语文则是靠自己对杨朔杂文的感觉轻松过关。

      这一年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当时的录取比例为29:1，而他最终以298分顺利进入云南工学院机械系延续上了大学梦。从这一年开始，他们这批大学生有了一个历史色彩浓烈的特定称谓——“七七级”。

    冷静：千军万马齐挤独木桥

    记忆标签：一家人的三次考试

    冷静家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丈夫是78级的考生，自己是82年参加的高考，弟弟则是88级的，一家人的考试时间刚好分别处于中国恢复高考后的三个阶段，先后经历并见证了高考从恢复走向修复最终步入正轨的整个过程。

      上世纪80年代，是知识开始渐渐流行的时代，又是一个被人誉为“文化复兴”的时代。知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一种既新奇又时尚同时又是内涵和深度象征的名词。知识的流行也引起了人们对高考的重视。上世纪80年代，高考已经如常进行，成了中国内地高中生必经的人生洗礼和重要考试。于是1982年参加高考的冷静真切地领略了一次“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选择。

      “考得好的，将有成为‘社会栋梁’、享受国家分配的权利，没考好的，进不了大学的象牙塔，也将有另外的一种出路。但无论如何，在上世纪80年代学子心中，高考，依旧是非常重要的考试，没有扩招，录取率很低，基本没有高收费的民办高校，千万考生的眼睛都盯着全国有限的大学资源和有限的学习名额，用‘千军万马齐挤独木桥’来形容80年代的高考考生，毫不过分。”父母皆为铁路局职工的冷静说自己当时其实一点也不想高考，但似乎除了高考又没有其他出路，在缺乏主动性的情绪影响下，1981年的高考实在不能说理想。或许是失败的挫折感刺激到了冷静不服输的个性，次年就被云南大学政治系录取，虽然不是希望的法律系，但之后改成哲学系的政治系同样给了她清晰的逻辑分析能力。

      现在的冷静已是安利的特级经销商，她说希望自己9岁的女儿能避开压力这么大的应试教育，能让她在更开放宽松的环境中确认自己的价值并为之努力。 《大观周刊》2007年 第十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