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到一单位去寻人，见其一处走廊墙壁上用毛笔字歪歪斜斜地写着八个大字：“走廊停车，一律放气”，不仅哑然苦笑：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交通管理方式”——随意性。

    中国城市堵车日益严重，有人认为是车多了，或者是汽车增长过快了的原故。这种看法实在偏颇。960万平方公里土地，13亿人口，民用汽车保有量仅2400万辆，多吗？就算这些车全部放在城市，对于3亿多城镇人来说，也不算多。2003年，当北京要对私人用车加以限制时，有媒体分析北京堵车原因时说，几年前，北京城市道路规划的依据——民用汽车在2010年时将达到多少万辆，结果在2003年就提前7年到来了，以致让有关部门措手不及。这恐怕说到点上了：是因为政府低估了人们购车的积极性，才导致汽车规划跟不上私车发展速度，进而发生一天比一天严重的堵车现象。但是，这种分析，还没有触及到“灵魂深处”。如果问一下：成天靠管理吃饭的人，为何缺少前瞻性？只能归结到缺乏智慧。

    近几十年来，“中国人学外国人学得很快，几乎没有中国人学中国人。”这是一位美国人对当今中国人的评价。他说，如果把美国人、中国人、波斯人、南亚人甚至非洲人各拉几个出来，让他们与自己的前辈对面坐着，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别的种族当代人与其前辈差别不大，惟有中国人越来越像美国人，不像自己的祖先。这是一种民族文化异化，而且还在侵蚀着我们的方方面面，包括治理城市堵车：

    美国城市立交桥一座接一座，到底科学不科学？不管它，因为美国整体上是先进的，所以他的一切都是先进的。于是，我们也像他们当年那样，投入巨资建立交桥。结果发现，这种做法很不经济，必须把立交桥一座接一座地修到城郊去，才能缓解交通拥堵。然而，到发现时为时已晚，只能接着修下去。更可怕的是，北京这样做了，其他城市也不问青红皂白地“学习北京好榜样”，大干快上修建立交桥。

    美国的智能交通系统很先进，咱们也跟着学。一时间，电子报站牌有了，公交车上的液晶显示硬件设施也有了，却没能学到美国的智能交通系统科学完善的设计理念的精髓，甚至还出现“智障”。

    美国的公路巡警神出鬼没，对违章开车者的监督很得力，于是，我们也像人家那样，设立便衣巡警，蹲在路旁边，发现违章，立马上前撕一张罚款200元的单子交给那些本来只需要口头警告或罚款20元的车主，闹得人们怨声载道。

    美国在几十年前就是“汽车社会”了，自行车很少，于是，我们也全盘照拿，对自行车大加限制，修路时也将自行车道砍一块出来，让给汽车。殊不知，自行车是最环保的交通工具，别的国家甚至还羡慕中国的自行车呢！中国是自行车王国，轿车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还只能进入少数人家庭。侵占自行车路权，谁来为中国的环保买单？谁来给普通百姓短途外出代步？对此，却无人考虑。

    经过这样的模仿与学习，中国的城市与过去相比，大有“进步”，甚至很有点美国城市的味道了，可是却没能像美国城市那样道路畅通。今年4月5日，法新社评论说：“中国正在疯狂地修路，可还是赶不上汽车增加的速度，因而市中心经常堵车，有时候甚至会堵上一整天”。原因何在？简单模仿是主因。

    城市堵车，是由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治理它，需要多方入手。但多方入手，并不是各自为战，各项措施应该是互为关联的。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官员与专家们坐在家里设计出一个方案，上报城市主管部门那里，掏出一笔财政费用就能奏效的，它需要我们拿出高超的智慧来。堵车是城市管理弊病的显现，治堵则是城市管理者素质的综合体现。

    比如，在一定车流量下，一辆汽车的急刹车动作，会使其后300米的车辆受影响。如果简而化之，规定在某个路段“禁止急刹车”是很容易的事，但是能不能奏效呢？一个急刹车动作尚且影响这么大，那么路上车辆出现轻微擦伤而双方停下车站在路上理论半天，势必造成大面积的堵车。由此，作为管理者就应该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对一段时间内道路上的交通事故作出分类统计与分析，看看哪些事故比例最高，然后找出解决之道。现在，有关方面已规定了小事故由双方自行调解，但实际上是难以改变多年来找警察处理的习惯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这种解决方式也简单化了，过高地估计了车主处理纠纷的能力。据悉保险公司每天接到的交通事故中，60%是轻微事故，堵车也大多是它们造成的。治理城市堵车，能否以此为入口，寻找到一条科学解决堵车的路径呢？

    我国的“汽车热”才刚刚开始，就出现了如此严重的堵车，如果当汽车保有量再翻一番，该是一个什么情景呢？所以，中国城市道路管理者应该充分吸取外国汽车产业发展和城市道路建设与管理的经验教训，切不要一味模仿和照搬，拿出我们的智慧，找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城市交通拥堵的办法来。

                                 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