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晚报记者的勇敢和智慧，我们不会知道潜在水下的“讨债公司”竟如此红火——“短短一个小时内，该公司就接到5个业务电话，其中3个是咨询有关讨债事宜的。该公司负责人介绍，正常情况下，公司每天都可以接到两到3笔业务委托，有时，公司业务员忙不过来，还要从其他地方找人帮忙。”

    简单地评析或者臭骂这些“讨债公司”的确很容易，可问题是，在堂堂国家公检法机关齐备，师出有名的合法组织无所不在的情况下，这些“讨债公司”何以能够大行其道？通过记者的调查，我们看到，可悲的不是这些“公司”的存在，而是这些“公司”普遍存在，并且业务相当红火；可悲的还有这类明火执仗的公司不仅大多也“守信用，讲合同”，而且大多也能“马到成功”。

    经济学把人定义为在经济利益面前的“理性人”。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债务受害人纷纷转向请托“讨债公司”，并愿意付出很高的“代理费”，不能简单地说这些当事人没有法制观念，不懂得这样做不受法律保护，关键是，这样的选择的确比官家的机构起作用。“讨债公司”肯定是涉法问题，但又不仅仅是单纯的法律问题。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专门研究法律和宗教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法律和宗教同源而异流，虽则异流，却又处处神通，因此伯尔曼提出了一个让人心悸的论点：“法律必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法律与宗教》）而我们的法律，尤其是涉及民商法部分，有多少人觉得它们应当而且必须去“信仰”呢？不被信仰的关键又在于从受理案件，到审理，到判决，到执行，诸多环节瑕疵多多，特别是判决以后因“种种原因”不能执行，这就大大降低了人们信奉、信服、信仰法律的纯真心情。

    “凡在法官眼前正义被不义所毁灭，真实被虚伪所毁灭之处，法官亦同归于尽。”这是两千多年前古印度的《摩努法典》关于公平正义的一句名言。它所说的“法官亦同归于尽”，其实是说，在缺乏正义和真实的地方，法律形同虚设。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明确提出将建立国家执行威慑机制，以破解当前普遍存在的“执行难”问题。希望这个制度可以挤压乃至剥夺“讨债公司”的生存空间，让公民合法权益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得到保障。                    

                                林  寒（春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