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飞/制图

    西南联大从何而来？这所大学究竟凭什么被称为“最好的大学”？7日，云南师范大学教授，西南联大历史研究专家杨立德先生特别为广大读者讲述西南联大的历史，重温那段难忘的岁月。

    搬迁

    师生辞别五朝宫阙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为不当亡国奴，一些大学准备南迁。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准备在全国设立3所临时大学：东南临时大学，西安临时大学(后称西北联合大学，由北平师范大学等组成，不到一年就解散了)，长沙临时大学（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后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也是唯一一所联合到底的学校）。

    9月28日，北大、清华、南开师生分别从北京、天津陆续往长沙聚集，11月1日在长沙正式上课。西南联大校庆就定在这一天。

    12月，南京大屠杀消息传来，长沙局势危急。临时大学常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专程面见蒋介石，蒋同意临大搬迁至昆明。

    1938年2月18日，临大正式结束。次日，师生分3路进云南。

    立校

    辗转云南发扬光大

    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上课，设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昆明没有校舍，联大租用昆华农校等为理学院校舍；江西会馆、全蜀会馆等为工学院校舍，现在的昆明拓东一小还有工学院纪念碑；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前往蒙自，借用蒙自海关、歌胪士洋行和民房作为校舍。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将私宅分了一半给北大做办事处，而后这里成为西南联大的总办事处。

       不久，学校在昆明城西北低价购买了124亩地建盖校舍，并请建筑大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

    8月，西南联大增设师范学院，年底，蒙自的两个学院也迁回昆明。

    1940年，蒋介石为了扩大西南联大，要其逐步搬迁到四川。作为折中，联大选择在四川叙永办分校，供一年级和先修班新生使用。由于各地学生到叙永路途危险，一学期后一年级学生就撤回昆明，先修班再办了一学期后也撤回昆明。

     西南联大从此在昆明立定了脚跟，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5月4日，联大师生分11批，陆续离开昆明，返回北京、天津。

    治校

    饱学教授共担重任

    西南联大集3所名校而能紧密融合，这要归功于当时学校常委会的3位常委：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

    原定常委会主席一年一换。实际上，常委们虚怀若谷，长期掌校的是梅贻琦。张伯苓说：“我的表你代着（你代表我）”，蒋梦麟则说：“我的不管就是管。”这样使得梅贻琦可放手管理学校，遇上问题共同商量。联大的校务委员会由常委、主任秘书、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代表组成，讨论审议学校重大事项。

    联大教师共350人，教授、副教授就有179人，其中156人曾出国留学。教授治校是联大重要的管理方式。联大有教授会，负责讨论教学及研究的改进，学生导育、学位授予等。在遇到关系全校师生的问题，尤其是与政府有矛盾，而常委会、校务委员会都难于解决时，就要召开教授会。

    联大设70多个专门委员会，承担具体工作。比如防空委员会、招考委员会、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等，委员会都由教授作召集人，成员兼职不兼薪，工作井井有条。

    授业

    学术自由培育栋梁

    联大对学术的观点是，只要不达到自我淘汰的地步都可以去讲。世界上各种知识的经典、流派，在这所大学都要有。教师在课堂上可以发表任何观点，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可以讲，当时联大图书馆甚至有《共产党宣言》。

    学生自由选择上课。一开学，教务处几面墙就贴教师开的课，一门课几个教授讲，讲的角度不同。联大几年间共开了1600门课。

    学校没有统一教材，有的教材来自国外，联大的很多课程都用英语讲授。老师们把自己研究的最新心得教给学生，甚至自己刚写完的手稿都可以借给学生抄。

    当时在联大任教的国学大师陈寅恪上课就有“四不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联大的学术自由由此可见一斑。

    联大实行学分制加学年制。9年共招收8000多名学生，因教学严格和各方面原因，最后拿到毕业证的研究生、本科生和专科生只有4000多人。联大学子中产生了许多专家学者、国之栋梁。1999年我国表彰的23位为“两弹一星”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中，就有8位出自西南联大。

    生活

    艰难困苦不堕壮志

    “刚毅坚卓”是联大的校训。在艰难岁月里，师生们以行动实践校训。“1937年到1945年，昆明物价可说上涨了万倍，寄信时，信封上贴了一大沓邮票。” 杨立德讲述了师生们的艰难生活。

    学生自治是联大一大特色，没有班主任，也没有辅导员，但有学生自治会，由学子选举产生。学校没有食堂，吃饭是找上几十个相处较好的同学凑钱组织膳团，请伙夫包饭。当时，学生普遍都穷，大多在昆明兼职，到中学当老师，当邮递员，在报馆做校对，甚至还在小西门城门放午炮。

    但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学生们却都很勤奋，每天图书馆门还没开，学生就排起长队。好多学生上课后到龙祥街、凤翥街的茶馆，写论文、做读书笔记。已故著名作家汪曾祺的散文《泡茶馆》就是说的这段故事。

    学术

    耀眼成就边陲诞生

    在昆明，金岳霖写成了《知识论》，上课的时候就带着手稿，跑警报时就用布包着跑。一次，他在防空洞把书稿垫着坐，走时忘记拿，将近70万字的书稿就此丢失。金岳霖就重写。

    在蒙自，钱穆与一位教授晚饭后散步，这位教授建议他以中国历史写一部《国史大纲》，钱答应了。此后，他住在宜良岩泉寺一年多时间写成此书，完稿后交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印行，成为当年大学“中国通史”教材。

    在联大，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无一不是各领域的经典。

    马益华（春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