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知青下乡时的报纸

    当年知青下乡的宣传画

    下乡时用的喝水杯

    昆明知青杨小彪：梅花香自苦寒来

    “篾匠”杨小彪

    杨小彪，男，１９５０年生，１９６９年插队。昆明市高层建筑清洗公司总经理。

    星期二。

    正午的太阳让人有点喘不过气。

    沿着指示牌，记者从昆明大观楼出发，走了近４０分钟才找到杨小彪偏远的总部——位于西山区明河路１３７号的三楼办公室。

    虽然办公大楼只有三层楼高，但杨小彪却敢口出豪言：“我们就是要洗别人不敢洗的高楼。”

    今天，杨小彪掌管着昆明市最大的高层建筑清洗公司，就连在接受采访的几个小时里，他也是用了几乎一半时间来接电话，统筹全局。

    老照片上的他，３５年前，正在瑞丽县弄岛乡雷允寨插队，开荒种地。这张用海鸥１２０相机拍摄的老照片，记录了他２１岁的一个瞬间。这位来自昆明的青年，在弄岛过了７年苦中作乐的知青生涯。那时，他还是远近闻名的篾匠。返城时，杨小彪就带了跟随他多年的两把划篾刀，至今，他还时不时将它们拿出来，但是“从不做篾活”，原因很简单，“昆明的竹子脆，易断，编不成东西。”只有在儿子小的时候，用当年学到的手艺，用硬纸片、包扎条来编小鸟、小青蛙逗儿子玩。更多的，只是将他们当成摆设，不过，从划篾刀上闪过的冷冷的光，仿佛在展示他当年下乡当知青时候的点滴往事。

    曾经的往事

    １９６９年，杨小彪响应号召，与高中初中的少男少女一同奔赴瑞丽插队。

    虽然现在昆明到瑞丽只需要几个小时，但在当时没有高速公路的条件下，在解放牌大卡车上呆了四天才到达瑞丽。他被分在弄岛乡。

    劳动虽然艰苦，但杨小彪学得很快。半年之后，他在家信中这样写道：“来信与包裹已经收到了，由于现在是农忙，时间上比较紧，所以今天才抽点时间给你写信。我们这里由六月份就开始农忙，早上六点半就要开工，到十一点多才收工，下午三点出工，到晚上七点半才收工。现在我们多半都是犁田，还栽了一天的秧，前些时候还赶了一星期的牛车。这些活基本上都会了。”

    最让他自豪的还是他的篾匠工夫。走出校门，杨小彪一门手艺都不会。不久，他发现傣族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竹子，于是学竹艺成为他的手艺活。渐渐地，杨小彪的篾匠工夫在瑞丽出了名，就连当地的社员都夸他“小彪哈渣利的的（学的很好），比我们傣族编的还好”。每次县里、乡里开“三干会”、“先代会”都会派他出席，一名傣族大爹看他篾活做的好，又不怕苦，就让他做一名傣族人算了，并给他取了个傣族名字——“帅恩彪”。可终究，“帅恩彪”还是没能留在当地。

    １９７５年，掀起知青返城高潮。杨小彪也随着大潮流回到了昆明。回昆明后，篾匠活得不到用武之地。因此，杨小彪干过轧钢厂的烧火工，还有电焊工、炊事员，凭借在下乡时练就的一手好字，他还当过工会宣传员——刚从农村回归城市，几乎脱离城市的杨小彪并没有太多选择的机会。

    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机会总是降临到有准备的人身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杨小彪在工程队当工人，当时由于住房紧张，使得很多城市居民将阳台改造成住房，昆明亦如是。那时有一句口号：“要想住得宽，阳台变成房”。在当阳台工赚取了第一桶金之后，１９８５年，善于创新的杨小彪发现，现在高楼越来越多，清洗起来十分麻烦，如何既安全又快捷地清洗这些高楼成为一个问题。于是，他开始研制能够清洗高楼大厦的清洗机器与技术，并注册了一家清洗公司。

    １９９１年，中国艺术节在昆明开幕，当时要清理市容市貌，高楼的清洗工作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杨小彪所在的公司。“知道我一直在研究这个，因此，很自然就找到我们。”杨小彪说。

    一直做到了现在。

    怀念知青生涯

    在当知青时，他凭借“厚脸皮”装病追到了当时的一个白衣天使，也是他现在的太太，目前有一个正在外地靠自己的努力找到工作的儿子，一个舒适的家。

    但杨小彪还是怀念过去，怀念当年的知青生涯。

    杨表示，在他创业最艰难的时候，是当年下乡当知青时吃的苦让他挺了过去。“那是１９８６年，公司刚刚成立，就我一人带队，自己挺。从画图到收款，从检查项目到签合同，从测量到找人……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扛下来。工人只负责安装。”因此，他也很感激当年的那段苦难的知青生活，就连现在唯一的一个儿子，他与妻子一起将其“赶”到了武汉，让他自己吃苦去找工作，“父母不会安排你毕业以后的事情。”杨小彪对儿子说。儿子也很争气，在武汉一家高层清洗公司当上了总经理助理，这让两口子很欣慰：“就是要吃苦，才能有出息。”  

    杨小彪总在为知青奔波。

    阮春生，瑞丽石碑总负责人、策划人，与杨小彪在知青返乡时相识，他们如今已经是１０年老友，还共同牵挂瑞丽，牵挂着知青。“我们将一生中最美好、最青春的时光奉献了出来，有了深厚的感情。”目前，他们是昆明知青联络人，负责组织知青们返乡甚至是聚会的事情，而且都是无偿的。只要是昆明知青组团下乡，几乎都是他们俩陪着。杨小彪对此看得很淡：“我们就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为第二故乡做点什么，毕竟，七八年深厚的感情啊。”

    在１９９６年第一次集体返回第二故乡瑞丽时，他还与阮春生一起，组织昆明知青为瑞丽捐款。如今，瑞丽已经成为云南重要的旅游城市，并在快速发展，这让杨小彪在欣慰的同时也有些“懊恼”：“发展速度还是有点慢啊！”

    回到昆明，几个电话，杨小彪经常招知青相聚，喝知青酒，唱知青歌。“我只是尽力做好该做的事情。”他说。

    也有的时候，他也遗憾：“我这一生做梦都想考大学，要不是当年知青下乡，唉……”留下的是一长串叹

    成都知青王进勇：为知青呐喊

    王进勇（右一）与同下乡的成都知青。

    王进勇，男，１９５３年生，１９７１年下乡，１９７９年返回四川。公务员。

    王进勇很忙。

    他不停地擦汗，不停地为熟悉不熟悉的知青们拍照。

    这一次自费来云南瑞丽，按他自己的说法是组织上的需要。“‘西部知青网’需要第一手的现场资料。”

    他跟随四川知青团，将他所见的点点滴滴都写了下来，拍了下来，发到他自己一手创立的“西部知青网”上。这个豪爽的汉子总是在为知青们着想，不停地为他们留住最有纪念意义的瞬间，浑然忘却了时间。

    往事

    时间追溯到１９７１年４月１１日，这是让王进勇刻骨铭心的日子。那一天，是他刚过完十八岁生日后的第９天。当时还是成都一中初二学生的他离开了成都，跟随下乡大军来到了潞江坝，成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五团三营一连的成员。

    来到农场后五个月，王进勇被调往农场学校教小学。当时最大的学生只比他小半岁。正是这个“小老师”，把他的学生从小学教到了初中，又从初中将他们带到了高中毕业。期间，为了考虑教学质量，他还在保山师范读了一年的中师化学速成班。

    虽然是教师，但平常还得干活，遇上农忙时还得与学生们一块出动。加上备课，基本上是十二点以后才睡觉。那时，晚上的电只发到十点，还要点两小时的煤油灯，而煤油是不够的，只有烧柴油。“好在拖拉机多，驾驶员朋友多，可以要点。”王进勇说。而干活却并不比知青们轻松多少。“苦啊，农场架高压线，是我带学生去完成的，累得跌一跤，回家还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最后只能喝洗脚水。”

    当时他在兵团是拿工资，每月２３元，另加２元粮差。这让老王非常知足：“比纯知青好多了，他们还是拿工分呢。”

    让老王高兴的是，他在当地交了个傣族朋友，说起来还跟他的性格有关。“这个傣族朋友比我年轻，但是结婚早，我认识他时他已有第三个孩子了。之前的两个都在半岁、一岁时夭折了。有一天，我去医院准备叫一块儿下乡的知青回家吃饭，在医院门口遇到了这个人。当时医院已经关门下班了。然后我帮他去叫医生，医生来一检查，一会冷一会热，也就是打摆子，疟疾。但是傣族朋友并不知道，最后医生只打了一针就解决了问题。几天后他找上门说要与我结为朋友。傣族朋友给了我一身傣族衣服，请我们去他们寨子喝酒。专门杀了一头牛，还有鸡。酒准备了几十斤，我那天喝了一斤多，醉了。我这人喝酒直，估计对他们的胃口。也是从那时起，每年傣族过节都要给我送一些干巴，甚至鸡和一些肉，没怎么饿着，哈哈。”

    但老王也有遗憾：“１９７１年兵团来成都动员我们就是到边疆种橡胶的，虽然农场的农活基本上我都干过，就是没有割过胶，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为知青而忙

    老王总想着为知青们搭建一座桥梁，方便沟通。

    １９９９年，当时已经４６岁的王进勇开始了艰难的学习。他将积攒多年的６１００元采购了一台当时还很昂贵的计算机。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从最基础的“复制、粘贴”学起，老王掌握了一些基本操作。以知天命的年龄去学刚刚兴起的电脑，其中的苦楚不为外人所道，但老王却很耐心地学完了。“我这人对新事物的接受应该是很快的。”老王笑呵呵地表示。

    ２００１年，“五一”成了老王最忙的假期。原云南新城农场的领导和留在农场的知青要回成都参加纪念支边三十周年活动，王进勇是召集人之一，忙着组织、协调。纪念活动搞完之后，老王就开始琢磨搞一个知青网站，把一些历史的东西搬到互联网上去。随后，他又开始学ＦｒｏｎｔＰａｇｅ等相关软件。随着技术的成熟，老王终于将西部知青网做起来了。现在，这个网站成为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西部知青的安家之处。

    不但在虚拟世界中为知青服务，在现实生活中，他也为那些下岗的知青呼吁，但作为一名普通的公务员，很多时候他都是无能为力，只有在心里发泄：“我们知青这一代，苦啊！”

    “现在的很多知青不是提前退休就是下岗，没办法，缺文化啊。我们这（成都）有一个黑蛮，是我们团三营二连的。他回城后在蜀锦厂工作，后来厂子破产了，他只有下岗，现在也只有７０．５元的低保。几年前，他儿子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找我帮忙。我让他儿子去学计算机，学了半年。现在儿子在成都电脑城打工，每月有三千收入，每月给他五百，他就用这五百元抽烟、喝酒——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样，有几年没有见到他了。”

    现在，王进勇经常发起知青聚会，费用采用ＡＡ制。联络感情是一方面，互相学习是另一方面。“网站上有一句话：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我们这辈人文化太低，只有靠我们互相学习了。”王进勇说，“文化是制约我们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不学习哪行呢？”

    很快，王进勇又开始“瞎”转悠了，用他独特的四川口音招呼着各位：“哎，你为啥子不照相哇？来嘛，来嘛，就是噻，笑一个。”

    “咔嚓”一声，留下的是别人的笑脸，以及王进勇的汗水。

    (滇池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