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５年、１９３６年，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分别经过云南。红军所到之处，积极开展革命宣传，不断播撒革命火种。这其中，一支特殊的队伍发挥了播种机的重要作用，他们就是红军伤病员。这些留在各地的红军伤病员，积极宣传党的革命思想，是当地革命的骨干，与当地群众建立了鱼水深情，激发了当地群众奋起抗争的斗志和勇气。

    １９３５年２月，红一方面军进入云南，并在威信召开著名的扎西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其中之一就是抽调部分干部战士，与叙永特区游击队汇合，组建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留下的这些干部战士中，就包括一些伤病员。周恩来传达中央关于组织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中，特别提到了伤病员的事情。他说，红军留下人员的具体任务有：一是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打击与牵制敌人，配合红军主力作战；二是没收官僚地主豪绅的财产，取消捐税，减少老百姓的疾苦，安置和保护好红军伤病员；三是加强地方党组织的建设，消灭国民党地方政权，开辟与建立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会后，根据中央的指示，以包括红军伤病员在内的红军干部战士为骨干，组建了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以后又成立了云南支队，活跃于滇、川、黔边区，在群众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央红军过威信留下的伤病员，伤病好后成为川滇黔游击纵队和云南支队的中坚力量。他们根据中央的指示，积极发动群众，组织工农闹革命，英勇顽强，在以威信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浴血奋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１２年的游击战争。

    １９３８年，在红二、六军团经过的丽江、香格里拉沿江一带，各族农民揭竿而起，举行了威震四方的“黄军起义”。起义前，滞留在当地的红军伤病员钱勇夫多次与起义军领导交流思想，沟通意见，传授革命经验。在红军革命思想的影响下，起义军制定了“抗日救国”的行动纲领，提出了“护国救民”、“杀官安民”等宣传口号，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拥护与支持，队伍很快发展到两三千人。

    １９３６年４月，红二、六军团经过丽江期间，当地群众对红军留下的伤病员给予细心照料，视为亲人。丽江木取独渡口的王缵贤把红军伤病员刘美礼收为义子；贵峰乡的王长房收留了一个受伤的小红军作义子，并取名为王索来；士可乡的汤自光，把红军伤员田明义当作亲哥哥……这些红军伤病员的经历，充分体现了红军与云南各族群众的鱼水之情。

    在留下的红军伤病员的带动和影响下，云南各族人民群众奋起反抗，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些群众为保护红军伤病员，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红军过丽江后，当地的官吏土绅，组成所谓“善后办”，大搞清乡活动，在沿江一带挨家挨户清查红军留下的伤病员。舒茂才家有７个红军伤病员，听到敌人要“清乡”，全家父子５人连夜把３个伤势较轻的战士护送往迪庆维西方向，但伤情较重的４人来不及转移，被敌人发现了。这些红军伤病员不顾伤势严重，坚决不屈服，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红军伤病员的英勇行为激发了当地群众的斗志，纷纷投入战斗，最后，一个红军伤病员当场壮烈牺牲，其它３人在乡亲们的掩护下，逃脱了魔爪。丽江红石岩的庙卒戴阿七收留隐藏了３个红军伤病员，被敌人发现后，戴阿七与红军战士并肩作战，与敌人展开搏斗，最终因寡不敌众，全部惨遭杀害。

    红军长征在云南留下的这些伤病员，在红土高原传播下了莘莘不熄的革命火种，对云南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进卫（云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