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神话，我们如今已能借助诸多史料及考古发现大体领略哀牢古国那悠远而瑰奇的历史风貌了：     以九隆为酋领的哀牢夷至迟在二千三百多年前的战国中后期(周服王时)，便在“土地沃腆”、“宜五谷蚕桑”、“出金银铜铁”的哀牢地创建了具有强权机制的奴隶制部落联盟——哀牢国，其立国之基在保山，统治中心或曰“国都”也在保山。由于境内水利、矿藏、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发展农业、牧业、手工业以及早期铸造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哀牢逐渐成为一个物阜民丰、欣欣向荣的文明古国。    

    哀牢人不仅把“五谷蚕桑”侍弄得好，而且很早就“知染采文绣”，技术水平也很高。史载他们用当地盛产的桐华(木棉)织出“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的“桐华布”和用优质苎麻织成的“文如续锦”的“兰干细布”，品质绝佳，多有蜀商争相运销获利，以致得到了中原及西南亚市场被误称为“蜀布”并风靡一时。    

    青铜，是人类最早开发并大量使用的一种合金，当人们在用原本只用于取暖、照明和熟化食物的火熔铸出第一件青铜器物的同时，一个崭新的时代也就在炼炉之旁应运而生了。据专家考证，以今保山市为中心的古哀牢地的青铜文化当始于公元前14世纪前后，至东汉早期为新兴的铁器文化所取代，前后延续了一千三四百年，其鼎盛时期大体也就在哀牢国的存续时期。此间迄今发现的门类齐全、功用及制型各异的五百余件青铜器生动表明，几乎与中原华夏民族同步，哀牢夷民也曾以青铜铸造了边地历史的辉煌。    

    古哀牢地出土的青铜器中，除大量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外，尚有相当数量的以钟、鼓为代表的礼乐器和以钺、戚为代表的兵器。    

    编钟是我国古代特有的宫廷打击乐器，也是历代帝王礼事、宴辜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庙堂之乐”。云南迄今共出土以“滇王编钟”为代表的编钟36件(现存30件)，其中出自哀牢夷区的就达13件之多。这些编钟虽久经沉埋，但出土后完好如初，色泽鲜明，纹饰清晰，音质宏亮，音列井然，并有双音钟。据专家考证，其使用年代为战国中期至西汉中晚期。编钟的出现和使用，表明哀牢人不仅掌握了较高的铸造工艺，而且还懂得了一定的乐理知识，并在测音、试音及演奏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平。因为编钟对青铜铸造技术要求甚高，而特定的乐音又对每件编钟的制形、大小、高低、厚薄及合金配比等有着特殊的规定性，稍有差错都将影响其音频、音质和音响效果。    

     同编钟一样，别具一方特色的铜鼓也是上古社会的礼乐重器。云南是世界铜鼓的起源地，迄今发现六种类型共二百余具，而古哀牢地传世和出士的占了半数，其中包括5具长幼有序、“孟仲叔季”齐全的始祖型(即万家坝型)鼓和云南此类鼓的“长兄少弟”。铜鼓的大量出现和使用，标志着哀牢国两级分化的加剧和阶级关系的明朗和固定，通俗地说就是少数人先富起来并如典籍所载成了“王、渠帅、小王、邑君”等级隶主贵族，而更多的人则沦为奴隶。    

    如果说，象征着物主政治地位的青铜钟、鼓等礼乐重器是古哀牢国阶级社会业已定型的标志的话，那么此间出士的象征着物主军事权威的铜钺、钢戚等军中重器以及刀、剑、矛、戈、矢等常规实战兵器的大量出现和使用，则生动表明，以掠夺或反掠夺、征服和反征服为基本动因的战争这种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已成为哀牢国生存及发展进程中一个经常性的“国之大事”。事实上，哀牢国之所以能够崛起于西南极边并强盛一时，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相对先进固然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但战争的直接催化作用也不可低估：随着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逐步增强，侵略和扩张也就在所难免——“哀牢略微，自古有之”，史载哀牢王扈栗的自白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其结果是，周边一些原非九隆世系的部族也主动或被迫加盟以求得自身的生存。这样，“哀牢夷”也就由最初的九隆氏族扩展演化为“有闺濮、鸿僚、傈越、裸濮、身毒之民”的庞大族群，而哀牢国的疆域则随之东扩、西渐、南伸，并最终开创了“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的历史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