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自兴 中共云南省丽江市委书记

         云南日报特约理论评论撰稿人、本刊顾问

一

　　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和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所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也特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存在的根基、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凝聚力的核心因素，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智慧和优秀品格的结晶。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一个民族、一个地方或一个人的品位、道德、智能、风俗等，实质是文化积累的总和。“和”与“谐”的提法，古已有之。《尚书·舜典》载:“诗言志……律和声。八音克谐……神人以和。”东汉仲长统在《法戒篇》中，首次将“和谐”连用。意为音韵完美、政事通达。当代的和谐概念，是指不同质的事物,在相互联系中互相促进、推动前进，处于持续发展的良好状态；是与辩证思维中全面、联系、发展等一致的哲学范畴。

　　建设和谐文化，就是以先进文化引领人们的思想观念、理想信仰、社会风尚、行为规范和工作态度，引领社会政治体制制度、管理模式、服务行为和整合协调能力，形成一系列思想文化形态；是生动活泼、充盈着创造性、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它既包含和反映着人们对和谐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理想追求，也包括对社会发展的总体认知和基本评价、实践取向和制度构建。和谐文化的形成，是一定的社会主体对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社会生活的自觉认识和向往，代表了社会主体的利益。建设和谐文化，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思想意识和社会思潮，使先进文化得到发展，健康文化得到支持，落后文化得到改造，腐朽文化得到抵制，实现文化自身的和谐，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打牢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易经》上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古人对文化作用的最早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对于人们的精神心理、行为方式、价值取向，具有重要影响。和谐文化作为人们在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活动中形成的一种精神成果，既是强大的精神力量，又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文化渗透在人类生产生活的所有层面，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对待自己所处的社会、自然环境。文化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方向，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变化，都离不开文化的引导与推动。文化的发展，推动民族的发展，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文化的落后，制约民族的进步，削弱民族发展的动力。和谐文化以引导、培育人们的和谐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为目标，以树立和谐风气和行为为功能，对个体而言，能发掘新的精神因子，提炼新的思想元素，起着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影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促进全体社会成员人格、意志、品格的完善，形成积极、健康、包容、宽容的心态；对全社会而言，具有明确的价值导向、道德评判、弘扬正气、凝聚人心、沟通感情、增进融合作用，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功能，为创造和激发社会生产力提供不竭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能够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营造和谐氛围，引导人们用和谐的思维认识事物，用和谐的态度对待问题，用和谐的方式处理矛盾，使崇尚和谐、维护和谐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推动形成诚信友爱、融洽和睦的人际关系，打牢全党全民族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是维护国家统一、维系民族团结、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精神纽带。

二

　　独特的民族文化，不仅是这个民族存在的标志，也是其赖以生存、发展的独特优势资源。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丽江，因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历史，造就了丰富独特的丽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有：纳西东巴文化、摩梭母系文化、彝族毕摩文化、他留人文化、以毛氏为代表的军屯文化、花傈僳文化、古城多元一体文化。各种文化在丽江大地上相互渗透、吸收，成为多元文化和谐共存、融合发展的典范。

　　倡导人与自然和谐，是丽江文化的一个亮点。用和谐的理念、态度、方式，来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传统文化理念，体现了丽江文化价值的世界性、前瞻性和时代精神。早在一千多年前，纳西东巴文化就明确提出了3个重要观点：人与自然是同父异母兄弟，双方血脉相连，同属于一个共同体；人类若伤害了自然，必将遭到自然的报复；人与自然，和则两利，斗则两亡，友好相处才能共存共荣。东巴经典故事中说，人类与自然在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争斗后，终于签订条约，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自然要降及时雨，给人类提供清洁之水、耕地和动植物；人类要爱护自然，不再任意毁林开荒、砍伐森林、捕杀野生动物。从此，纳西族地区每年都要定期举行亲和自然的“署谷”等仪式。倡导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和谐，是丽江文化的精华。东巴经强调：生息在这一区域的藏族、纳西族、白族的祖先，是同一父母的孩子，是名副其实的兄弟民族，民族之间不应存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意识，而要团结友好，和睦相处；各种文化及宗教要相互宽容，相互尊重，相互吸收，不应存在门户之见，教派之争；人与人要和睦相处，纳西族把这种和睦的人际关系称之为“和合”。　　

　　丽江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奇葩，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宝，为丰富发展中华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洞经音乐等一些在中原失传了的文化，在丽江与本土音乐相融合得以承传和发展，并形成了举世闻名的纳西古乐，在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9世纪末以来，世界各地研究丽江文化的学者数以千计，丽江文化特有的价值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其中，丽江古城、东巴文化和“三江并流”地区，分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记忆遗产和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张艺谋说，是丽江神奇丰厚的民族文化吸引和感动了他，促使他要通过《丽江印象》这个演出项目，向世人表达对丽江的敬仰、敬畏和感恩之情。近百年来，凡是接触过丽江文化的国内外学者，包括洛克、刘半农、章太炎、顾彼得、费孝通、季羡林等，无不对丽江文化充满了敬仰、敬畏、感恩之情，并为其保护和弘扬做出了贡献。1994年以来，在市委“文化立市”战略的引领下，丽江成功打造了遗产古城、东巴文化等文化旅游品牌，创造了被称为民族文化与旅游对接的“丽江现象”和以世界文化遗产带动旅游发展的“丽江模式”，丽江已集国内外诸多耀眼称谓和3项世界级桂冠于一身，声播海内外，名震全寰宇。2006年，接待国内外游客46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6.3亿元。文化需求以及由它带动的消费，成为丽江经济文化发展的新空间；文化娱乐、文化旅游、工艺美术等产业及其产品所构筑的品牌体系，正在成为丽江全方位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强大推动力。丽江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势，正转变为产业优势、特色优势、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当我们重新审视丽江取得的骄人成绩时，首先应归功于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面对这份遗产，我们理应深怀敬重、敬仰、敬畏和感恩之心。丽江的发展离不开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没有丰富独特的民族文化，就没有丽江今天的知名度、品牌价值和欣欣向荣的局面，就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三

　　在和谐文化范畴之内，包涵人们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观点、态度、理想、信念、素质、精神、品格和行为等这些体现作风的诸要素。领导干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和骨干力量，是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领导干部的作风，是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外在反映，是其党性修养、政治品质、道德情操的具体表现，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具有较高执政能力、能否始终保持先进性的重要标志，也是群众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值得信赖、能否执好政的重要依据。良好的作风，本身就是发挥表率、凝聚人心、强基固本、加快发展、促进和谐的巨大力量，具有扬善抑恶、扶正祛邪的重要作用，是有效抵御消极腐败文化现象的重要保障。当前，干部的作风建设，面临着来自传统与现实、国内与国外各种文化交融所带来的消极因素的干扰和挑战。譬如： “天不变，道亦不变”文化理念的影响，一些干部固守传统和经验，满足现状和已有成绩，不思开拓进取、改革创新,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大相径庭。由“三纲五常”引申出的“家长制”文化理念，成为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的思想障碍之一，给官僚主义作风的滋生蔓延提供了观念支持。由于唯心观念颓废文化的影响，有些干部淡化了马列主义信仰，笃信神仙菩萨、巫师看相，乐于烧香拜神，建寺修庙。受“人性自由”文化理念影响，一些干部倾心于“灯红酒绿”。作风的变化，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内因又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就要求我们要以和谐文化建设，促干部作风的转变,引导干部把党的理想、宗旨、纪律内化为自己的信念，作为自己言行的根本准则，时刻自我检点，自觉发现和解决自身作风方面存在的苗头和问题。

　　和谐文化，是干部作风建设的源泉和养分。干部作风出问题，甚至走向腐败，并不是他们不懂法律政策，而是从理想信念的动摇和丧失开始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奋斗不息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法律、制度是人制定的，更要靠人去执行。苏格拉底认为，守法精神比法律本身还重要。技术性的制度缺陷是容易解决的，但与人心及社会风气直接相关的时弊却不是靠制度的设计就能轻易改变的。礼义崩溃、世风贪鄙，则再精致的制度设计也会由于人的问题而出问题。要摆脱消极文化的干扰，必须靠建设和谐文化来构筑起坚不可摧的精神防线。以德治心，依法治国，做到柔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熏陶与刚性的法律制度规范“两手抓”，惩防并举，先教育，重预防，这才是一个成熟理性、以人为本的社会的明智选择。中国古代以德驭才选拔官员的理念，西方国家靠外在的法律制度和内在的文化、宗教熏陶保证其官员廉洁从政，李光耀在新加坡提倡的用儒家思想来治心，用法律制度来治世的“心治”教育，都值得借鉴。一项宏伟的事业背后必有一种卓越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无一不是奠基于一个民族的和谐文化。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初期，哪有什么完善的财务或审计制度？哪有人想过贪污腐败？当时有的只是理想、信念和忠诚，以及由此产生的卓越而强大的精神与道义力量。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法律、制度的背后，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信仰，即一种和谐的文化哲学。 (责任编辑 杨文江)［社会主义论坛 第5期 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