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我们总是有着无穷的猎奇的欲望;发生在过去的点点滴滴,我们也总想弄个水落石出;人们总是喜欢比较,人与人之间喜欢比较,喜欢把过去和现在拿来比较。于是,只要有丁点的痕迹,哪怕是一张照片,我们也总是习惯于揣摩照片的背后故事。
今天的生活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那么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这就是我们组合者个图片专题的目的所在,希望读者能够从照片中感受到清末民初的生活状态。

茶客们(1899年昆明)
据《纪我所知集》记载,往昔昆明“茶铺内之一切设备极其朴陋,大火炉上支一把大至无比之铜茶壶,内能容水四至五大桶,壶把粗若孩童臂,把以铁练套住,扣在一比较粗实之尾柱上。旁为砖砌蓄水塘,塘近于墙,墙上则绘一乌龙吐水。饮茶者至,则挈一小壶茶,一半土半磁之茶杯以供客。……”但在这张照片中,方苏雅的兴趣不在茶具而在人:左数第三人是他在中国民间看到的第一个戴眼镜的人。此外从画面判断,戴眼镜的人背后头包白帕者可能是伙计,而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男子穿着完全相同的装束,也许就是当年的时装吧。
小吃摊前的人群(1900年,昆明)
民以食为天,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许多习惯历百年而不变:遮挡高原阳光的大伞至今街边常见,传统的豆花米线馆、锅魁甜浆馆也仍是昆明人去得最多的地方。但背景中的传统建筑已大面积、无可挽回地消失了——当然也包括图中人们那种对一个外国人的强烈好奇。

没有金钢钻,不揽磁器活”(1899年,昆明)
这张照片方苏雅共照了两次,而且在构图上只有微小的变化——把碗从最前面移到了现在的位置,目的应该是扩大人物在图中所占比例。这种重复拍摄为方苏雅的照片中所仅见,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画面构成的严格要求,即在纪实的基础上追求美感。他的地位与身份在当时情况下也帮助了他实施这一理想化追求。今天的年轻人可能难以理解补碗这一职业,但在磁器并不普及的当时这是常见的。所谓“金钢钻”其实是用坚硬的高碳钢制成,用它在磁器上钻坑(不是穿孔)后用小铜钉铆住,不影响磁面。

闹市即景(1899年,昆明)
照片摄于昆明市内一闹市里(地点不明),是方苏雅影集中不多见的即兴拍摄作品之一,图中人物均来不及反应,各自行走如常。整幅照片布局均衡、乱中有序、层次明显、颇有现代感。正中清晰可见一头缠帕子的撒梅族男子。照片背景建筑是当时昆明大户人家的典型模式,不仅承袭了中国古典建筑的传统,且吸收了白族的建筑艺术,形成地方特色。其两边阁楼一般有戏台(朝向院内),供伶人唱“堂会戏”之用。

三人轿夫(1896年,红河)
从照片中看不出中间轿夫起什么作用,也许他只是个替补者,但眼下他的姿式在加重另两人的负担。无论如何这是个辛苦的职业,而轿中的人往往也并不舒服:如果爬坡,两脚就会悬空,身躯后仰不敢动弹;下坡时则要用力用膝盖和手撑着轿子的隔墙,以免从门口溜下去。此外官人和妇女都要紧闭门窗,不能沿途观赏。从今天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折磨,而方苏雅则认为这“像是为适应在汹涌波涛中航行而做的健身运动”。

围看西洋镜的儿童(1900年,昆明)
从衣着上看,两个正在观摩“进口大片”的儿童应来自富裕人家。而更左边的那个孩子也许正焦急地向父亲提着这时髦的要求。对于古老的中国百姓来说,西洋镜(皮影戏)与洋枪洋炮一样给人印象深刻,代表着西方文明的最新成果,而这三个字中包含的惊奇含义一直保留至今。从摄影上说,这是一张层次分明、构图完整的照片,一看之下几乎完全注意不到摄影者的存在,除了右边那个小孩以外,所有人物都自然生动地活在他们周围的环境中,同时又像戏剧角色一样衬托着主要的事件。在摄影才刚刚发明不久的那个年代,这样水准的拍摄眼光和技巧的确令人称奇。

全副武装的更夫(1899年,昆明)
这个更夫在同行中堪称衣着华丽、装备齐全,而且工作范围也小——仅限于法国驻昆明领事署内。他的工作用具除装蜡烛的灯笼,中空的木鱼以及木帮子以外,还有一把作为武器的小刀,理论上用于对付盗贼。方苏雅戏称他为夜间吵醒人的人,实际上则是代表法国人与中国生活方式接轨的一种象征性尝试。

有小脚的男角
这是滇戏“三国分争”的一个场面。按惯例,戏中女角由男伶扮演。但其露在衬裤外的小脚并非真裹而成,是一种安置在脚下的特制道具“踩跷”,这一点完全可以从其宽大的喇叭裤腿和失常的大小腿长比例上看出。直到民国初年,由年轻女子演唱京戏的“髦儿戏”在云南演出后,才有本地女子学唱滇戏,解除了类似别扭。

神秘的茶马古道 1899-1904年
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滇、藏、川的丛林草莽中,绵延盘旋着一条滇、川经西藏通往南亚西亚的神秘古道。古道上溜索连接着湍急的河流,马蹄印嵌在高山陡岩的石板上,这是商人、探险家和马帮踏出的路。其路线基本有两条:一是云南的普洱→大理→丽江→中甸→西藏的察隅→波密→拉萨→日喀则、江孜、亚东、柏林山口,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另一条从四川的雅安→康定→西藏昌都→尼泊尔、印度。这是亚洲大陆以茶叶为纽带的古道网络,长在千里以上,其中以云南中甸、四川康定、西藏昌都构成的三角地带是茶马古道网络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方,是各路马帮交会最为频繁的地方,来自云南的滇茶和四川的雅茶与西藏的麝香、皮毛,以及来自印度的珠宝首饰香料等等在这一带互市,早在唐代便形成茶马互市,宋代于雅安设置“茶马互市司”,清代在云南永宁亦设茶马司。
当京滇公路未修筑时,这条古道就是交通大路,路上无日不有官商游客往来,人背马驮的货物也时时可见,因而每一个宿站都有充足客源,有时甚至几百人同宿一客站,堪称繁盛官道。话虽如此,就道路本身而言却是鸟道羊肠,崎岖难行,有人甚至认为不亚于“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1899年方苏雅游历贵州的安顺、贵阳等地,拍摄了沿途的山川河流和各式桥梁,并涉足险峻难行的茶马古道。
1904年他由昆明经楚雄,从元谋沿金沙江而上,进入大小凉山,穿泸定桥至康定,再至川藏交界处,拍摄了沿途的彝族和藏族,并传真地记录了这一古道的重要特征:人背马驮-茶叶·马帮。
通过一种特殊装置,戴瓜皮帽的人骑在苦力身上,站在路旁是为了让对面出现的方苏雅的行李队先行通过。这种情况在两支马帮相遇时更为惊险,必须在听到前方的马铃响后提前做好准备。只能单行的狭窄古道常常一边悬空,一匹受惊的马就足以酿成整个马帮的惨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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