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这一专号在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报纸很快被一抢而空，《昆明日报》不得不对专刊进行了再版印刷（《中国青年报》2月18日）。

    如此全面细致地向社会公众公布党政领导的职务分工和联系电话，这在全国尚不多见。官员群体内部就这一“铁腕举措”是“政府阳光政务的具体体现”还是“会给机关或领导的正常工作带来一定麻烦”尚存有争议，而公共舆论亦在怀疑：这究竟是搞花架子作秀，还是会真有其实际效果？

    集体公布官员工作电话，对政府官员而言，这是一个“增量”义务，因而会有“怕人电话骚扰”的抱怨；同样，对社会公众而言，这是一个“增量”权利，因而会有“搞花架子作秀”的担忧。殊不知，政府官员将通信方式公之于众，在很多国家正如人要吃饭一样理所当然。知道为自己“打工”的政府官员的工作电话，既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更是权力监督的前提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昆明市此举，与其说是“铁腕”，还不如说是让不正常的权力生态回归到了正常的权力生态。

    《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必须履行“接受人民监督”的义务，可在现实中往往流于形式乃至空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政府官员在普罗大众眼中太过神秘了。党政领导班子都有哪些人？他们各自负责怎样的工作？他们有怎样的学习工作经历和家庭关系背景？通过怎样的途径可能联系到他们？他们的子女和配偶都从事什么工作？他们的收入和财产状况如何？总而言之，关于政府官员的一切，对民众而言都是非常神秘的，久而久之，民众对政治的关注自然越来越淡薄。

    通过法律和制度的途径，让政府官员“去神秘化”，这是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迫切要求，也是社会公众政治参与和权力监督的强烈愿望。只有政府官员“去神秘化”，权利监督权力才会真正成为可能。

    要实现官员“去神秘化”，仅仅公布领导干部的工作电话还远远不够。我国早在1995年即要求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申报收入，但时至今日从未向社会公开过申报结果。去年，司法部又要求领导干部对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开展一次申报登记，结果同样没有向社会公开。由此可见，官员“去神秘化”任重而道远。

     舒圣祥   （春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