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07年的秋天接到一份特殊的邀请，要为大理学院美术系的学生杨亚辉的个人剪纸作品展撰写一个前言。未及动笔，便得知杨亚辉竟是海东著名剪纸艺人杨慧英的女儿。想起曾经采访杨慧英的种种记忆，想起如她一般,在大理寻常巷陌间，固执地坚守着民族民间技艺的许多艺人，一份从心底油然而生的难以自抑的感动，缓缓地流淌于笔下，字里行间萦绕着一种弥足珍贵的情愫。也许“保护大理文化之根，延续民族文明之魂”这样的主题太大，但有谁能否认，浩瀚的大海源自于涓涓的小溪，巍峨的群山离不开细细的泥沙。更何况在大理，从事剪纸这门技艺的艺人已是屈指可数，一枝静默而孤单地开放于民族文化大花园中的小花，难道不让人倍感珍惜吗？从昔日的民间寻常巷陌到今日的高等学堂，从“引浆卖流者”为之到美术课堂里的教义，从装点门窗的饰品到高雅的美术作品，这一步，到底走了有多远？“剪纸恋歌”，这个出自杨亚辉之笔的名字，委实叫人动容。一个“恋”字，有回忆、有珍爱、有笃信、有不舍的执着。一个“歌”字，让剪纸有生命、有律动、有倾诉和呢喃。相对于那些满足于泛泛的对民族风情口号式标语式写作的所谓作家，这个二十出头的女子，让我平实中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缕民族文化的春风。

    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天，我到海东文武村采访杨亚辉的母亲杨慧英。先前我对白族剪纸技艺可谓一窍不通，事先设计好的采访提纲五花八门、杂乱无章，心里很是有几分忐忑。可到了那里，才发现我的担忧纯属庸人自扰。杨慧英摆满堂屋的剪纸作品，很快便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品的天堂。作为家居装饰的剪纸，鲤鱼跳龙门、鹿鹤同春、双喜临门、富贵牡丹、二龙抢宝、双凤朝阳、蝶恋花、红梅迎春、年年有余、农家乐、喜上眉梢、金鸡报晓、荷塘鸳鸯等作品，在朴实中彰显着美感，在看似平淡间隐藏着深远无比的寓意。作为刺绣花样的剪纸，腰带花样、跪垫花样、围腰把手花样、经袋花、鞋帮花样、围腰脚边花样、儿童帽子花样，在栩栩如生间包罗万象，在美观大方背后倾诉着一颗心灵的呢喃。鹿、鹤、龙、凤、鲤鱼、鸳鸯、喜鹊、梅花、牡丹，无不有强烈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无不生动地诠释着一个民族对幸福吉祥的美好祈盼和心理诉求。某些作品，即使单纯从审美观点来看，也可真正称得上是难得的艺术珍品。采访中，我得知在海东这样剪纸技艺渊源较深的地方，能坚守这项技艺的人已为数不多，传承就更为困难了。说实在的，当时倒不以为然，想着某些东西正因为稀少，才倍显珍贵。甚至还想到鲁迅先生的那句名言：“人首先得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农村群众整日忙于生计，即使有多少爱，多少情，哪得空闲来倾诉？到后来，才逐渐认识到自己当初的认识有多肤浅。古往今来的多少大师，难道不是深藏于民间吗？剪纸技艺艺人的锐减，正像风沙侵袭的绿地。少了一片绿叶，便黯淡了一分生机。

    在大理，除去星罗棋布分布于这块乐土之上的众多历史文物遗迹，能够见证大理文化丰厚底蕴和熠熠光辉的，就是那无数色彩斑斓、蔚为大观，如珍珠般散落于民间寻常巷陌的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其中，白族剪纸就是最具代表性、最为出彩的一项。多年来，以杨慧英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白族民间艺人，在苍山洱海间默默耕耘着剪纸这项古老的民族技艺，固执地守卫了一片民族文化的家园。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白族民间剪纸终能后继有人。杨慧英之女杨亚辉便是新生一代的典型代表，她们在坚守中继承，在继承中弘扬，终使白族剪纸这项古老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如蒙尘的珍珠一般，散发出令世人瞩目的耀眼光芒。也许一次展览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但它至少彰显了一种精神，一种在困惑中坚守，在传承中弘扬，在汲取中创新的精神。这种精神与公元2005年恢复重建的崇圣寺如出一辙，它传达了新大理人的气质，刻下了这个时代的烙印，为后世留下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足迹与梦想。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愿以杨亚辉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的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在今后的人生长河中，创作出更多、更好、更美的作品，以无愧于这块文化的沃土，无愧于生生不息生活在苍山洱海间的各族人民。

    段甲成（苍洱时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