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认为

    春节过后，沿海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遇到严重的用工荒，农民工开始“待价而沽”。这是不是预示着企业的用工成本在加大？如何看待涨工资的社会呼声？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今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不能说绝对缺少劳动力。比起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地剩余劳动力减少了，非农就业的增多以及劳动力流动都消化了不少农业劳动力。但现在我们的务农人口还有1.8亿左右。与发达国家比较，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口比率还是很高，比如英国是2%，日本是5%，我们还应继续减少农业从业人口。

    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还不是很畅通，最大的障碍还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农民工不能产生这样的生活预期———我能留下来，我的子女可以在城里上学，我以后养老有保障。这样的户籍制度加大了劳动力流动成本。这种成本大到一定程度，有些年龄大的、家庭有牵挂的就会考虑不出来了。再有，三农政策实施的效果好，如取消农民税、粮食直补，这些实惠的办法使务农的收益高了。

    蔡昉代表分析认为，一定程度的“用工荒”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有利于改善劳动者待遇。有一种说法，“珠三角的老板不如长三角的老板”。这一说法不合理。珠三角发展得早一些，更多的是劳动密集型、外向加工型企业，主要靠低成本的劳动力支撑。而长三角起步晚，企业经营的技术含量、资金含量高一些，对劳动力低成本的依靠不是那么强。因此，不同地区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不同，有个调整过程。一些“血汗工厂”不能经营下去，就应该淘汰，那些靠技术经济调整保持竞争力的企业就会生存下来。

    “给工人涨工资，一定要分清责任。”蔡昉代表强调，“前几年，不少人喊给工人涨工资，如果谁反对，好像就挨骂，但工资也没涨上去。2004年以后，没人那么喊了，工资却慢慢涨上去了。关键还要看供求关系。当有大量失业者、农民工急着找工作时，扩大就业是第一位的。”

    蔡昉代表介绍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农民工工资近几年在不断上涨：2003年涨了0.7%，2004年涨了2.8%，2005年涨了6.5%，2006年涨了11.5%，2007年涨了20%。这是供求规律调节的结果。

    我们的目标是让百姓收入提高，蔡昉代表说，可以考虑“曲线达标方式”，政府不直接干预工资，而是下力气扩大就业。当那些失业者、农民工有了工作，他们的收入一下子提高起来。然后，供求关系一步步好转，这时再考虑涨工资的事。

    当然，有的企业强行压低工人工资，政府要用法律制约。比如制定最低工资标准，还有去年出台了三部重要的劳动法律，《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这是政府的职责。

    来源：天讯在线  记者 刘文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