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山市隆阳区的“哀牢文化研究”活动，从来没有多少“杂音”，也没有多少“异见”。如果站到政治的高度上看，那是“天下太平”；但从学术的角度上看，却是“一花独放”。
古往今来，一切真理最初出现的时候，常常是被视作谬论的，哥白尼也就因此而死。因此看来，关于“哀牢文化研究”，至今仍缺乏“异见”，反倒不见得是什么好事了。
为此，笔者斗胆，发出几点“异见”，算是为“真理”的发扬光大使上一点“反作用力”。
一、“哀”、“牢”两字是笑谈
研究“哀牢文化”，怎能首先就回避这两个字的释义？
“哀”是什么？是伤心悲痛吗？是悼念吗？是怜悯吗？或是别的什么？
“牢”是什么？是栏圈吗？是牺牲吗？是囚禁犯人的囚室吗？是坚固吗？是忧劳吗？
显然都不是，“哀牢”应为记音，即用汉字对古代少数民族语言的记音。
“哀”是什么？“哀”是指酒或酒的气味。“哀牢人”的后裔，比如今属缅甸地面上的“卡拉”现在把水叫做“ye”（拼音记音，近似云南方言的“也”），把酒叫做“aye”（近似云南方言“啊也”）。“a”与“哀”一脉相承，经过二千年的语言发展和变化，其发音口形、时值、共鸣区、用气差异仍然极小， 显然，“哀”就是指酒或酒的气味。“牢”，与“醪”同音，如果是汉族对其的称呼，可以认为是转音注释，即以谐音转注其“哀”。如果是这样，“牢”也是酒或酒气。古代“哀牢人”的老邻居“越人”的后裔傣族说酒，至今其音仍然是“牢”，可见，“牢”也可以是“越人”说哀牢人“爱酒”。
如此，“哀”也是“酒”，“牢”也是“酒”。“哀”是哀牢人自己说“酒”，“牢”是越人和汉人说“酒”。“哀牢”，就是好酒的人——褒义为善酒，贬义即为“酒醉包”。
二、“哀牢国是大国”之说是笑谈
在《史记》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哀牢国”——保山坝子属于“桐师”（同师），云龙的漕涧属于“嶲”。如果“哀牢国”是大国，《史记》为何不提？ 《后汉书·哀牢传》说“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贤栗等遂率种人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西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岁来朝贡。”“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称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阳七千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可见，哀牢是“种人”，即是一个族种；哀牢种人两次归汉合计五万四千六百六十户，人口五十六万一千三百七十。哀牢就是这么几个人，会是什么大国？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滇西在古代是人口稠密之地，连《山海经》说的也大都是滇西。可见，两千年前，五十六万人在滇西不可能会占有多大点地盘，会是什么的大国。 《华阳国志·南中志》是后来之书，它有一个孤立的说法，一般认为，它说哀牢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但是，不仅缺乏旁证，而且理解方法也不妥。如果有如此之大，《史记》不会不提，《后汉书》不会不提。如果哀牢如此之大，“桐师”（同师）、“滇越”还有什么地方放？放在天上？
显然，《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关于哀牢地域之说只能这样理解：永昌郡治原属哀牢之地，永昌郡所辖地盘很大，“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而不能理解成哀牢地有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
再说，哀牢王内附后，其地仅能设两个县，也可知其小如斯。
三、哀牢县在何处至今仍属笑谈
德宏史学界认为，哀牢县治设在盈江，北京史学界也多属此论，历史地图中把哀牢城标在盈江，《辞海》也说哀牢县治在盈江。
西南历史地理学家方国瑜先生认为，哀牢首邑应在腾冲，当然哀牢县治也应在腾冲。
大理史学界认为，哀牢县治应在今云龙境内，因为哀牢内附后设的“博南”、“哀牢”两县应为地理相连，绝不会互不联系——确实是如此，如把哀牢县放在怒江以西，那么哀牢王的地盘就有了两块：一块在澜沧江以东（博南），一块在怒江以西（哀牢），两地互不相连，他怎样管辖？古代既没有无线电，也没有飞机，可不像现在。
怒江以西至今仍没有考古成果证实哀牢文化在怒江以西的存在，也支持了大理史学界的认识。
同理，哀牢国后期在怒江以西的说法也就毫无凭据。
四、“哀牢归汉”是个历史笑话
“哀牢归汉”是历史的真实。既如此，为什么还要说它是个历史笑话呢？
因为归汉七年即反，哀牢县太短命。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归汉，建初元年（公元76年）即反。研究历史，不能只说归汉，不说反汉，那样会曲解了历史。
既如此，哀牢归汉的历史价值是很有限的。
事实上，不仅哀牢县短命，连永昌郡也常是谁收留大印谁就是“太守”。因此，史书里的永昌郡也曾“有名无名，曰空荒不立”(《南齐志》)，甚至“南移永寿”(《南中志》)，都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忽而有任命，忽而又没有了。
综上所述，关于哀牢，笑话多多——哈哈！
杨永明（云南信息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