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原不称“壮”。壮族有“布壮”、“布土”、“布侬”、“布曼”、“布越”、“布衣”、“布傣”、“布那”等二十余种自称，解放后统一称为“僮”，1965年根据本民族意愿和周总理的提议，将“僮”改为“壮”，才定名为“壮族”。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约有170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广西，其中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也有分布，大约在4、5万年前壮族先民就已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了。
壮族喜欢依水而居，故有称“壮居水头；苗居山头；汉居地头”。与水相近，使这个民族别具灵性；不只是长相，只凭听上几口山歌，便可发觉那水灵灵的气质了。
壮乡素有“歌海”美誉。歌唱文化，是其诸多文化类别中最耀眼夺目的一环。辽阔的壮族聚居地，被诗人称为“铺满琴键的土地”。歌唱和衣食住行一样，是生活中不可缺的东西。无论下地种田，上山砍柴，婚丧嫁娶，逢年过节，或者男女恋爱结交感情，都是用山歌来舒展情怀表达情谊。歌唱为生活平添了无限的精彩。
壮族文化大多口头传承，山歌是这种延续方式的最主要成果。小孩无论男女，从4、5岁便开始学歌，父教子，母教女；形成了小时学歌，年轻对歌，老时教歌的帮带习俗；又因为歌唱在生活中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保证了歌唱习俗不会出现断层现象。
歌圩，在壮语中称作“窝墩”、“窝岩” ，意为“出野外玩耍”，是壮族歌唱天赋的集中呈现。歌圩，有大有小，春节、三月三、四月八、中元节、中秋节以及婚嫁、满月、新房落成等喜庆吉日都可形成歌圩，但以农历三月三的最为隆重。
这一天各村屯的青年，身着光鲜的服饰，三五成群，物色别村异性青年对唱山歌。当一对青年对唱的时候，各自的朋友围在身旁助阵，甚为热闹。
对歌有严格的程序：初见面唱引歌，然后是初会歌、大话歌、初问歌、盘歌、赞美歌、追求歌、初恋歌、结交歌、定情歌、赠礼歌、喔别歌等，一节连一节，一环扣一环。
男：日落百鸟叫悠悠，双双对对回山头。
心想同妹多坐阵，太阳跟哥结冤仇。
女：送哥送到甘蔗行，送根甘蔗给哥尝。
哥吃头来妹吃尾，吃到中间断肝肠。
男：去了去了又转来，转来交待我的乖。
手拿钥匙交给妹，花园莫让别人开。
女：去了去了又转来，转来交待我的乖。
十年不来十年等，莫要移花别处栽。
这是一段喔别歌。“郎有情，妹有意”！对唱如果到这成火候，男女两方双栖双飞的可能就比较大了。
对歌古已有之，壮人“迭相歌和， 含情凄婉，……皆临机自撰，不肯蹈袭，其间乃有绝佳者。”南宋周去非的这段记载至少证明歌圩在宋代就已流行。“临机自撰，不肯蹈袭”，歌词竟然随意拈来；歌罢又悄然隐于村村屯屯，见此歌者，谁还敢自称诗人？
一个民族之所以是一个民族，首先应该看它是否有自成体系的民族文化。壮族是个诗性思维的民族，歌唱文化为人乐道，但这也只是其多种文化类别的一种。倘只依于此，不足以形成自成一格的民族风俗。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中外学者对泰国泰族和我国壮族近十年的比较研究，证明这两个民族有许多相似之处，属于同源异流，前者受印度佛文化的影响，后者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促成两个民族多方面的差异。
最早秦朝时赵驼和一位将军（记不起名字了）封秦始皇之命南下，开始了壮汉间的融合；以后，中原大地一遭兵乱，就有北人南迁，每每有中原人定居岭南。兵荒马乱竟间接的成就了中华民族内部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提起印度文化、中原文化，我眼前突然出现南宁郊外青秀山上的龙象塔；塔前一石碑，碑文有句“行于水而龙强，行于陆而象强”。此塔之名，颇值玩味！
文化是精神范畴内的意识形态，依据马克思的哲学理论其必须以物质为基础。比较壮族细化后的文化类别，都会把其他文化生成、成长的基础着落在两个方面——“那”文化和稻作文化。
“那”壮语中为“田”的意思。壮族的农业非常发达，这与对“那”的重视不无关系。“那”为安身立命只本，有了它才有生存的依托。所以壮族有了“据那而作”，“依那而居”以“那”为本的“那文化”。
壮族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稻的民族。稻作文化与旱作文化、游牧文化并列为最主要的三种取食方式。稻，也是现在世界上百分之五十人口的口粮。
壮族人民依“那”、“稻”，有了生活的保障，为其他精神领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相信大家对歌仙刘三姐都不陌生，特别是随着《印象 刘三姐》的推出，更使她名闻海内。但对廖三妹知之的恐怕不多，——据说是她首创了对歌的习俗。这样看来，刘三姐不过是个集大成者。壮家歌者中还有一位杰出的男性叫黄三弟。这就对了，既然是男女对唱，“绝佳者”怎可有女无男？看到他，才为男子们舒一口气。
廖三妹是很早的人物了，早的与神话分不清界线。
壮族的神话故事里,有许多和其他民族相同的人物,只是故事情节不同。从这种口头文学中，我们可以推知壮族民族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是个善于吸纳、承受、共享兄弟民族文化的主体。其中一例就是在中原流行甚广的盘古神话。只是这个充满阳刚之气且有开天辟地之神力的盘古，在壮乡变成了“婆婆”，亲切的称为“盘古婆婆”。（也有学者认为此神话本就发源于南方，由三国时吴人徐整通过所著《三五历记》传入中原）仔细阅读壮族的神话故事，如果对其中人物稍加注意，就会发现“神”多为女性。
这可能与女性在当时现实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有关，所以才把神话人物女性化。另一种可能，就是在神话的创造期还处于母系社会或还在母系社会的深远影响下。总之神话中的女性，柔化了坚硬的山石和历史，与岭南的青山秀水、委婉的性情协调起来。
最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关于“花婆婆”送子的传说：花婆婆往家送子，是在送花；红花就是女孩，白花就是男孩。较之于汉族的“观音送子”多了许多诗意。原来每个孩子都是一朵花，都是纯洁的化身。想至此，更加认同孟子关于“人性本善”的坚持了。
还有一则传说，堪与《愚公移山》相媲美，那就是《妈勒寻天边》。“妈勒”壮语中是“母”与“子”的意思，故事梗概如下：一群村民在讨论天边是什么样子，最后决定派人去看个究竟；年轻人、老人都争着去，其中一孕妇自报奋勇，愿完成村民们的这个意愿，理由是，天边很远，可能要走很长时间，倘若在“我”有生之年走不到天边，可以让肚里的孩子接着去完成这个任务。最后，在她老的走不动时，就停了下来，让自己的儿子继续前走，去探访遥远的天边。
壮族对神话人物，包括对崇拜的神像，都是不单纯的“敬”。“劝”、“逼”、“求”是大多数民族对付神的手段。可在壮族神话里的神，“人性”的因素相对多一些。有的时候，他们是求助的对象，有的时候又是救助的对象。就象神话里那个“雷神”，可以被欺负，可以被救赎,可以被战胜。
“雷”是壮族诸多崇拜物象中的一种，是天体崇拜文化群的主体。壮族的自然崇拜文化分为天体崇拜群、无生物崇拜群、植物崇拜群和动物崇拜群，其中的主体分别是雷崇拜文化丛、水崇拜文化丛、花崇拜文化丛、蛙崇拜文化丛，包罗范围之广，纳入物象之多，堪称文化奇观。
“雷”与“雨”相关，“雨”与“稻”的收成相关，而稻等农作物又与生存相关，把“雷”置于崇拜地位顺利成章，也反映出当时以农作为主的生活特征。
“雷”在神话中以人物的形式出场。但是他并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另百姓十分惧怕的。有这样一个《东林郎》的故事：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流传着吃自己母亲的习俗。就是自己母亲死后，不下葬，而是由儿子们把尸首吃掉。并且这一习俗由“雷神”监督着，谁要不遵守这个习俗，就要受到惩罚。有个很孝顺的青年叫“东林郎”，他不忍心那样对待疼爱自己的母亲，母亲去世后，就偷偷的把母亲埋葬了。雷神知道了，就来惩罚他。青蛙，壮语中称“蚂拐”，是雷神的儿子，东林郎就捉了一只考问它：雷神为什么那么厉害？得到的答复是：雷神有一面铜鼓，鼓旁边铸着四只蚂拐，所以才厉害。东林郎马上找人也铸了一面铜鼓，并在四周铸了八只蚂拐。雷神来的时候，就用这面鼓迎击他。因为比雷神的鼓多了四只蛙，结果把雷神打的大败。从此“吃母”的陋习也结束了。
在这里，被人崇拜的“雷神”成了活生生且可以与之较量的人了。
壮族神话里，神的人性化成分比较多。这个特征下，无论神好坏与否，都变的有些“可爱”了。
壮民族是一个崇尚图腾崇拜并拥有许多图腾崇拜的民族，其中蛙图腾是流行较广、影响较大的一个。它是壮族动物崇拜群的主体。
壮族有蚂拐节，跳蚂拐舞，主要模仿“蛙”的形体、动作；在举世闻名的花山壁画上，所刻人物大多双手平伸，双腿曲蹲，成蛙状。可见“蛙”在壮族民俗文化中占有相当的分量。究其以“蛙”为崇拜图腾的原因，可能还是与农业生产有关。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年月里，是否风调雨顺对生活生产影响很大。而“蛙”是雷神的儿女，是他派往人间考察民情的使者，人们对它尊敬就无不通了。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图腾。
有句俗话：北有皮鼓，南有铜鼓。铜鼓主要是流传在我国南方各省区的云南、广西、贵州、四川、湖南、广东、海南以及东南亚等国。我国是收藏铜鼓最多的国家，而广西是发现和收藏铜鼓最多的省份。铜鼓在壮族文化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财富和权利的象征，其作用类似与北方的“鼎”。
现在广西南宁的许多地方都有铜鼓或铜鼓雕塑，成为广西的一个特征。
壮族有一部史诗，《布洛陀经》。大致形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中后期，被奉为创世史诗。主要由“师公”，类似北方的“巫婆”、“巫公”，在祈祷、节日等活动时演唱。内容与生活息息相关，其中诗句还有“比”等修辞手法。
“粉红不过桃花，白不过那个蛋”、“打水击痛鱼头，鱼再不上溪来”等诗句，比《诗经》口语化，但是意境却不差。
壮族有一个很神秘的分支——黑衣壮。他们以黑色为美，服饰全用蓝靛染为黑色。他们独特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特质越来越受到世人的青睐。
壮族文化博大精深，上面不过冰山一角。
现借刘三姐的歌声结束本文：
“唱山歌。
这边唱来那边和，
山歌好比春江水。
不怕滩险弯又多……” 来源：网络 文 / 剑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