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岳阳市对党员干部实行“有错要问责，无为也要问责”制度，探索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长效机制，取得良好效果。（见8月30日《光明日报》）

    岳阳市出台的《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有错与无为问责办法》，对问责的内容、原则、对象、方式、程序和处理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对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的“有错”和“无为”行为实行问责，其中“错误行为”主要列举了岳阳各级干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尚未严重违纪违法、难以追究纪律和法律责任的几种情形；“无为”从应作为而不作为、作为不到位、作为效果不好三个层面，分三条１８项进行了界定。

    我以为这个制度和具体规定很好。这个制度和具体规定，不但要求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为人民办好事，而且要把事情办好。不办事（不作为）要追究责任，好事办不好也要追究责任，这就把办事的出发点和效果一致了起来，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动机和效果”相一致的要求落到了实处，从而有了评价干部政绩的客观标准。

    这个制度的好处，既对党员个人提出了要求，也对党组织提出了要求。长期以来，党内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干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干得好的得不到表扬，干得不好的也受不到批评。对干部的评价和任用，以某些领导的好恶和亲疏而定，“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任用干部不以德才为标准，他说了算，而且“不服不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和党组织软弱、党组织不履行职责有关。“无为问责”制度规定的无为的几种情形，一是有了对党员“有为无为”的量化标准，二是党组织有了衡量党员“有为无为”的尺度。按理说，既是共产党员，就应自觉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服务，自觉地工作；但人有惰性，觉悟有高低，身为先进分子的某些共产党员亦如是，有了制度约束，才能激励先进，优差也好评量。

    从哲学角度看，有为就是实践，就是改造客观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无为”就是懒汉哲学。美国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说过：“懒惰像生锈一样，比操劳更能伤害身体；经常用的钥匙总是亮闪闪的。”对于科学家来说，别说没有作为不能成其为科学家，就是选择最易处入手，也为人所不齿。爱因斯坦说过：“我不能容忍这样的科学家，他拿出一块木板来，寻找最薄的地方，然后在容易钻进的地方钻许多孔。”

    有为不仅是共产党人的处世哲学，在我国古代，也是评价和臧否人物的一个重要标准。在封建社会，把占有职位而不尽职守，即白吃饭而不做事情者，称为“尸位素餐”。这样的官吏，不仅人民反对，也遭到同僚的唾弃。从唐朝“模棱两可”的苏味道，到宋朝的“三旨相公”王珪，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王珪从执政到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树，上殿呈文曰“取圣旨”，得皇帝御批曰“领圣旨”，退谕秉事者曰“得圣旨”。所以后来就用“三旨相公”来形容碌碌无为者。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而党的先进性要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体现。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目的要求，最终要落实到党的组织得到加强，党员素质得到提高上来。“生活是一本无字的书，第一课是学习，第二课是实践。”这既是一般人应有的生活态度，更应是共产党员的处世之道。把“无为问责”制度作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正是抓到了根本。由此我想到，岳阳市的“无为问责”制度，值得各级党委效仿，或创造出自己的类似制度，使广大党员的先进性永葆。

    我在为“无为问责”叫好的同时，也有两点担心。其一，如何对待高层领导干部，他们“有错”特别是“无为”时，能否“一视同仁”。其二，党组织能否认真履行职责，因为这关系到这个制度的成败和能否坚持下去。由于没有看到《制度办法》全文，对实施结果又没有亲身体会，这两个担心也许不存在，但愿是我多虑。

    愿“无为问责”制度一路走好。我更愿意进一步看到岳阳市的经验所产生的辐射效果。（作者系中共河北省委讲师团原副主任） 《长城在线》 张永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