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国税局开展行政问责，把行政问责细化并和处罚辞退捆绑在一起，有点新意。

    公务员辞职辞退制度自1996年实施以来，对于促进行政机关行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没有和细化的行政问责紧密联系，已经产生了不少弊端。比如以“德、能、勤、绩”４个方面的标准考评公务员，标准太粗放，最终流于形式。还有不少单位实行末位淘汰制，对此，国家行政学院的杨伟东教授曾经表示:“行政机关与公司不同，不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所以不是所有组织都采取像竞技体育一样的优胜劣汰机制。”另有专家认为公务员评价标准应该是行政问责，公务员某方面出了严重问题，即便不是排名末位，也应该被淘汰。

    从新闻报道看，省国税局推出的行政问责办法中似乎已经扬弃了末位淘汰制度，改用“凡一年内被问责两次，在问责过程中，干扰、阻碍、不配合调查，打击、报复、陷害检举人、控告人、证人及其他有关人员，采取不正当行为，拉拢、收买问责人员，影响公正实施问责等行为的可从重问责”等提法，使淘汰的范围更明晰。    

    如何避免恶意投诉同样需要拿出办法。要知道，针对公务员行为的不合理投诉，每个单位都避免不了，特别是在公安、税务、工商等极易与群众切身利益发生冲突的行业更易产生。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省国税局列举的“独断专行、决策失误，滥用职权、违规行政”等需要问责的行为主要是针对领导的。以往一段时期，在机关被辞退的大多数都是普通公务员，而极少有领导干部。而省国税局的行政问责规定对“昏官”、“懒官”、“闲官”能产生不小的压力。

    但是其中还有不清晰之处，笔者了解到在调查申诉程序中“录音、录像、照相等都可作为证据使用”不知是否让问责人、投诉人带了录音、录像、照相器材负责举证，去当场录下某个国税局公务员的劣行？如果这样的话必然导致举证成本过大，所以，省国税局的行政问责还可再细化，增强其可操作性。

       ■ 一 挥（春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