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必要把充电标榜得如同伟人高举的手。也没有必要把好吃懒做贬低得如同下水道里的蟑螂。而当蟑螂爬上伟人塑像的手上时，我们怎么看？这个圈子后面，要说的是关于青年人的充电。

    充电的形式是多样的。从人的修为，到工作的技能，无论哪一项，非得另一种时间，另一番功夫才能修炼的。而夜校似乎是集中充电的一个磁场。这让我想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那个年代，80%的香港人——超过60%的大陆新移民，都在进行着second life：夜校生活。鲁迅先生当年误读了香港，留下其“文化沙漠”的美名。而香港这个岛城，对义正词严的教化向来没有什么消化能力，连囫囵吞枣都未曾有过。于是，香港的杂志摊上，有最高端的财经信息，也有最为八卦的《东周刊》。而往往不少人是两者一起买。

    近期读书，有关昆明，最为触动的两本：鹿桥的《未央歌》，海默的《中国城市批判》。前者展现了抗战联大时期昆明的别样风情，南屏街、小西门等各种故乡的景色被细腻的笔触串起，这本堪比《围城》的小说，在大陆迟了40年才出版。而后者的城市批判中，昆明章节名为《节奏混乱的昆明，一盆晃荡的温水》。忧思与桎梏一语中的。

    悠哉的生活是个甜蜜的引子。夜校和类似的充电，是否就是发展迟缓、信息闭塞、节奏混乱的解药？只不过，这样的话和实际的行为，确实不怎么诱人。

    无论什么时代，社会都需要一种引导的力量。不同城市、不同时代的人都在努力地接近内心中的那个自己。上个世纪50年代，战后的科技、知识为人重视，学术成为热潮。而当下，信仰真空，连膜拜的图腾都没有，自我被推到了前台。被人称为自恋。而这样的自恋有些时候是否应该提升到另外的层面被认同呢？比如说，一个丰富的自我。充电是一种机制。最为聪明的充电，有些时候是清楚地保持自己的观点。

       那再说回夜校。夜校不是说能让人储备多少能量，但它最大的功能是从原来的生活里爆炸出新的可能——那种到别处生活，与原本陌路的人生擦肩的可能。

    前生树

    1983年出生于云南，现居北京。常年于电视、电影、杂志间冲锋。与导演张元合作多部电影、纪录片，并为《HIS LIFE他生活》编辑、撰稿人。

    （春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