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外要给其“行政松绑”，使之不再成为行政权的附属物；于内要进行治理构架的根本改革，而不是简单的缝缝补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然而专家表示，多年来，我国试点“去行政化”的单位众多，但真正意义上实现“去行政化”的学校、医院目前还没有。

有试点无推行，有形式无内容，这便是学校“去行政化”所面临的真实尴尬。无论是2004年底就全面推行中小学校长职级制的山东潍坊市，还是2011年山东大学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的做法，或者是从建立之初就被视为改革前沿的南方科技大学，都未能完全走出“去行政化”的困局。

大学“去行政化”不仅仅是行政级别的取消，也不是形式上的学术权力的增加，而是如何从制度上真正破解利益格局，使大学实现自主办学，由“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

目前，大学行政化有两种具体的体现：一是政府部门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二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显然，其破解之道也要从这两方面下手。首先，大学要实行真正的管办分离，需要减少政府对大学的直接干涉。在校长的选择上，更多的应是遴选制度而不是委任制，变大学校长由对上负责变成对下和对上负责相结合；在顶层的架构上，要逐步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剥离其间的利益关联；在资源和资金分配的标准上，要更倾向于学术成果、教育成果等实质性因素。当然，在行政级别取消、校长实行遴选的基础之上，若学校的内部治理依然延续着“行政化”和“官僚化”的格局而没有打破现有的治理模式，那么“去行政化”就难以得到实质性的体现。

大学“去行政化”受着内外环境的共同作用，在一个“官本位”思想严重的语境下，其很难实现单兵突破，这就需要给制度一个出口。于外要给其“行政松绑”，使之不再成为行政权的附属物；于内要进行治理构架的根本改革，而不是简单的缝缝补补。从这一点来说，大学去行政化应该整体推进，并围绕此构建起一整套的制度体系以达到治本的目的。

（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