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长军

6月9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服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这4名儿童均为留守儿童，年龄最小的5岁，最大的13岁，父母均在外打工。目前，公安机关还在对儿童死亡的具体原因展开调查。

虽然就这次事件，各级政府部门的积极应对值得肯定，但一时的应对会不会沦为一时的应付，也很有必要警惕。这些天舆论也在热烈地讨论，有人提出，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政策，系统地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比如，大家都一再希望更多的留守儿童能够随打工的父母进城上学读书，城市学校不要再设置入学高门槛为难农民工子女。

然而，即使没有入学门槛，不少农民工也不会把孩子带进城市。毕竟，很多人的工作都是临时性的，很不稳定，有的甚至在一个地方只呆几个月时间，有的在一个城市里也不断转换工作地点，如果孩子也这样随时转学，对他们的成长恐怕不太有利。而农民工的流动性又往往使得他们的工资收入很难负担得起一家人的生活开销，更何况孩子进城之后的教育消费开支也会大大增加。要知道，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大多是住宿舍的，带上孩子则要多负担一笔不低的房租。而就算工作比较稳定，农民工总体上的工资水平也低于城市户籍的工人，是否带孩子进城，他们也会有些犹豫。

城市对农民工及其子女必须开放，这是一个公平社会最起码的要求。就目前发展的情势而言，留守儿童现象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存在，6000万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生活、心理、学习状况等，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发展，必将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无论是国家顶层设计，还是基层政府决策，都应该对留守儿童列出一个专项。

的确，许多地方政府“关爱留守儿童”的口号喊得很响亮，要求学校统计留守儿童基本情况上报，政府官员为“留守儿童中心”之类的机构剪彩，学校“六一”文艺演出特意编排留守儿童节目等，都可以说是相关部门关心关注留守儿童的一种表现。但留守儿童的心理感受如何却没有受到更多层面的关注，对留守儿童的心理辅导也有待加强和改进。这次毕节事件的教训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吸取，国家顶层设计又能有些什么动作，地方政府如何因地制宜帮助当地留守儿童更好地学习生活，笔者满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