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云南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是粮食总产量达到1860.7万吨，比2013年增长36.7万吨，增长率为2.01％，从而延续了我省粮食总产“十二年连增”的辉煌。按照过去注重发展速度的惯性思维，这一成绩对于今年来说意味着继续压担子，不能让“连增”止于“十二”。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战略判断已被广泛认同，但要具体到自家“责任田”里的情况，却需要拿出点自我解剖的勇气来，因为要实现“新发展”首先必须对旧有发展模式进行纠偏。对农业而言，国家长期对一些农产品实行补贴的负效应已经凸显，出现大宗农产品国内外价格倒挂，“成本‘地板’上升而‘价格天花板’下降。同时，大量使用地膜覆盖、过量施用化肥过度透支土地资源，带来食品安全隐患、环境污染隐患，这些都是包括云南在内的各省农业生产，转入新常态必须要打破的壁垒。

值得欣慰的是，据农业厅提供的信息，去年我省粮食总产实现“十二连增”的有力支撑是科技——依靠十大科技增粮措施狠抓高产创建，取得了“单位面积产量275.15公斤/亩，同比增4.9公斤/亩，增1.81%”的成绩。笔者以为，这一数据比“十二连增”更应赢得掌声，因为它说明云南已经意识到粮食生产中的结构性矛盾，务实地将其放到效益天平上衡量，然后精准施策。

不过，科技增粮也必须遵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比如，我省自育的两个超级稻品种，在4年来农业气象条件最好的情况下，也没有突破前几年1002.11公斤的亩产记录。这提示我们，云南粮食生产今后的方向更多应该是“稳”。

山多地少始终制约着云南粮食生产，毕竟粮食生产依赖土地资源。相比江浙和东北的重要产粮省，先天条件决定云南应该将精力放在守住粮食安全红线上，稳定住粮食播种面积，保持住阶段性的总产量，再按每年实际适当调整，这才是粮食生产的新常态。而今年我省的政府工作报告对粮食生产提出“稳定在1860万吨以上”就含有这个意思。

我省粮食生产困于“山”但也成于“山”。高原地理气候造就了云南农产品的多样性，就粮油生产来说，禾谷类作物、木本油料作物的本地种质资源开发利用大有前景。近几年，红河哈尼梯田红米、乌蒙苦荞、香格里拉青稞、核桃油、茶油等日益扩大的省外市场就是明证。它们依靠独特自然环境和耕作方式，满足了生态有机、健康营养的消费需求，投入与产出的效益比相对较高，这一优势恰恰是国内其他粮食主产区的规模化生产无法做到的。扬长避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和产业基地布局，再辅以科技和市场开拓，用特色“粮”“油”来做“蛋糕”同样很有看头，也更有滋味。

刘晓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