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大量人力，征用大量良田，扩建新建机场

昆明南屏街宝善街交叉口的昆明银行

工业农业之发展

抗战时期，云南是西南大后方仅次于四川的战略根据地。一方面，因沿海地区沦陷和抗战急迫需要，国民政府决定将沿海工厂企业西迁，大力发展军需民用工业；另一方面，云南地方政府和各界人士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建设云南工业。

抗战初期，经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与云南省政府磋商，达成由国民政府出资在云南合办厂矿企业的协议。随即，一批内地重要工业企业迁入云南，有中央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昆明湖电厂、昆明化工厂、昆明炼铜厂、中国电力制钢厂、云南钢铁厂、云南水泥厂、宜良煤矿、东川铜矿以及一批军工企业。这些迁滇和新办的工厂，填补了云南重工业发展的空白，一时间，云南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创造了许多的“中国第一”，改写了云南工业发展历史，为伟大的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大力开办国有工业企业的同时，国民政府颁布了一些鼓励发展私营企业的政策，云南省政府也鼓励私人投资办厂，云南出现了私人投资办厂热潮，主要集中于纺织、食品、烟草、小型机械、化工、电器等轻工业行业。经抗战期间开发，云南工业门类大大增加，近代工业的基本格局已具雏形。钢铁、化学、光学、飞机制造等工业从无到有，其他如机器制造、电机电器等工业建立了成批的工厂，在西南各省中仅次于重庆和川中工业区，居第三位。至1945年底，云南工厂数为226家，是战前的5.38倍；全省工业资本为6100多万元，是战前的8.23倍；工业年均增长126.8%，工业增长幅度和发展速度超过了战前几十年发展的总和。

云南农业在抗战中的发展远不及工业，但却“以一隅而荷全国之重任”。由于大量外来人口入滇，云南人民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将增加粮食产量、保证粮食供应作为农业生产的首要目标。通过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大力开垦荒地、禁种鸦片，云南的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有所增长，耕地从1934年的2500多万亩增至1946年的2600多万亩。云南还推广棉花、茶叶、烤烟等经济作物种植，开发新的农业资源，扩大畜牧饲养，这些都促进了云南农业的发展。抗战中，国家在云南征调的粮食占全省稻谷产量的49%，在后方各省中，云南所提供的农产品仅次于四川，居于第二位。

抗战时期云南工农业的快速发展不但直接支援了全国抗战，而且开创了云南基础工业的良好局面，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不少大中型企业后来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物质技术基础和骨干力量。

商业金融之昌盛

云南商业和金融业在抗战中也获得了巨大发展。随着大量厂矿、机关、学校等单位纷纷迁滇，大量人口涌入云南，大量资金也流入云南，在投入工业、城建等行业的同时，有大批资金流入获利较快的商业，一时间商旅云集。云南又是战时国际大通道，承担着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商业对外贸易的重任，进出口贸易量大增。以昆明为中心的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沿线，货物运输十分繁忙，商业贸易热闹非凡，其沿线的蒙自、下关、保山等地商业贸易十分兴盛，商号林立。抗战前，昆明有商号、商店2000多家，到抗战胜利时的1945年8月统计，有执照的商号1万家，未注册领取执照的商号2万余家，形成了云南商业空前繁荣景象。

金融业发展也极为突出。战前云南有银行3家，银号5家，另有外商银行东方汇理银行1家。抗战中，昆明成为中国对外交通枢纽和外贸中心，大批工商企业迁入云南，许多金融机构纷纷到云南扩展业务，在国家银行中，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国家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行两局”，全部在昆明设立分行，许多银行还在云南各地设立了支行、办事处等分支机构；有24家外省地方银行到云南设立分支机构，迅速形成昆明金融业盛极一时的繁荣景象。与此同时，云南本省银行也得到空前发展，新设立了11家银行，本省银行达到16家，还有许多以汇兑、找换银钱为经营业务的钱庄。一时间，昆明银行林立，昆明的南屏街有“银行街”、“昆明华尔街”之称。

抗战结束时，云南全省共有金融机构217个，在抗战后方19个省中位居第二，初步建立起云南地方现代金融体系。然而，大批银行进入云南，在给云南注入资本的同时，一些官僚资本银行大肆进行投机活动，大发国难财，加上国民党政府大量发行法币，造成通货恶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不断上涨，这又加重了对云南人民的剥削搜刮。

在抗战中，云南的保险业也得到长足发展。保险公司多达15家，经营的险种比较齐全，有火险、水险、空运险、人寿险、兵险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云南战时金融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