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人民英雄纪念碑 记者 杨峥 摄

70年前的今天——1945年8月10日，“立秋”第3天，闷热的天气开始凉爽下来。

傍晚8时，昆明宝善街、晓东街、南屏街上3家电影院已经客满。

电影开场一半，银幕忽然黑了，半分钟后，突然打出几个醒目的幻灯字幕：“日寇已无条件投降！”

霎时，全场欢声雷动！

影院中互不相识的观众彼此握手祝贺，有的兴奋地把帽子扔向空中，人们争先恐后挤出大门，沿街奔跑狂呼：“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啦！”

此刻比重庆国际广播电台11日凌晨2时正式发布日本投降的官方消息早了数小时。

据说，最早获知这个消息的是在昆明的美国新闻处和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得到从旧金山传来未经官方证实的广播消息时，该社立即用电话通知各影院和各报馆。

这个夜晚，抗战胜利的消息迅速传到市区的每一个角落，马市口国际照相馆楼上，四盏水银聚光灯照着街心亮如白昼，几条大街人头攒动，越来越多的人们加入游行队伍欢呼“胜利”，逃难而来的人们相拥痛哭：“我们可以回家了！”

昆明，云南省会城市，抗战八年，从西南边疆重镇走进中国全民族抗战历史舞台的中心，从西南大后方和战略基地演变为反法西斯太平洋战场和东方战场两大主战场战略结合部的中枢，在这里“分国忧创苦难辉煌”，其历经艰难困苦和建立丰伟功绩堪为世界瞩目的“抗战之城”、“英雄之城”，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背景中书写了近现代史上璀璨的一页。

【讲述】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云南近现代历史研究会会长 吴宝璋

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内国际形势的巨变把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推到了空前重要的战略位置上。云南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可以用三个词、九个字来概括，即“大后方、结合部、最前线”。这三个定位决定了作为省会城市的昆明是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重要中心城市之一，是国际大通道的重要枢纽和门户城市，是太平洋战场和东方战场结合部的军事指挥中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称其为“抗战之城”、“英雄之城”是当之无愧的。

【浴血荣光】 1937年10月5日，昆明市东南郊巫家坝操场隆重举行誓师出征大会。

旗帜飘扬，气象庄严，60军军长卢汉郑重宣誓：“以牺牲的决心，做破釜沉舟的抗战。”

这一天，10万民众参观誓师大会，军民高呼：“卢汉在前面打！打！打！打！60军在后面杀！杀！杀!杀！”人们“鹄立户前，目炯炯以送军，愿我三迤大地，战胜归来，悲愤之气，溢于眉宇。”

14岁的李庆荣当时亲眼目睹了后来史称“巫家坝誓师”的真实场面，民众爱国热情之高，军队杀敌意志之坚，在少年心中刻下深深烙印。如今已92岁的李庆荣语言表达有点吃力，仍然不停地比划60军戴着法式钢盔，装备先进，意气风发出征的形象。

抗战八年，昆明市民热血沸腾举城出动，为军队出征壮行助威，为阵亡将士恸哭祭奠，为前线献血筹款筹衣粮，为抗日救国争取民主游行呐喊，已经不可历数。自1937年7月7日起，昆明乃至全省人民就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和正在前线与敌寇生死搏斗的军民融和在一起。

1937年8月8日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前往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对新闻界发表谈话：“当尽地方所有之人力财力，贡献国家，牺牲一切，奋斗到底，俾期挽救危亡。”这一番讲话正式表明云南军民绝不以地理隔绝而苟安，决心参加全国抗日战争，“以一隅而荷天下之重任”。

昆明无疑即刻成为带动大西南后方“将人力物力贡献国家”的中心，当时的《云南日报》为这座曾发起过护国运动的英雄城市呐喊助阵：“当继续护国的光荣前进，在战争中争人格，争国格，不负时代，不负民族。”

征兵参战，昆明市民踊跃报名。有报道记载：“在征调期间尚有自动请缨，踊跃入伍之举，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一句，以此致敌，何以不摧？”

捐款捐物，贫瘠的边疆城市多次一鸣惊人。昆明市 “七七献金”活动闻名全国，据昆明市抗日救亡团体不完全统计，1939年“七七献金”日收捐款1.6万元，1944年为600万余元，1945年为3000万元。东陆医院院长曲焕章一次捐给60军百宝丹3万瓶，被前线将士视为“救命丹”；一位姓马的搬运工人，每年“七七献金日”都把一年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悉数捐献。当时昆明大小报纸争相以“老马昨天又献金若干元”鼓舞士气；昆明商会会长杨西园回忆，1941年全国发起捐款购买飞机抗日，云南以昆明为主共捐出飞机30架，名列全国第一；1944年，中国第一个血库在昆明建立，昆明广泛开展献血活动……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昆明市博物馆副研究员丁学仁至今珍藏着父亲丁民安抗日献金的奖品——一枚由云南微刻书画家陈守仁捐赠的象牙印章，上刻陈守仁先生所作一首满江红：“复故土，伸天讨，斩楼兰，凌烟表。拼上焦家毁，誓将倭剿……”丁学仁告诉记者，做木匠的父亲视这枚象牙印章为传家至宝，“因为这枚印章最能代表昆明老百姓不甘心做亡国奴的血性和骨气！”

【讲述】

著名二战历史研究专家 戈叔亚

八年抗战时期，昆明是中国保持对外联系并获得外援主要的甚至一段时期以内还是唯一的门户城市，同时也是防御日军从中南半岛北犯中国的屏障和堡垒，为御敌于国门外、为保障中国战略物资通道安全，昆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然而也在这个灾难深重的时期，北方大撤退和国际援华物资以及人员进入昆明，使得昆明获得短暂、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抗日烽火铸就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发展的黄金时代。

【苦难辉煌】 昆明西市区眠山脚下竖立着巨大的滇缅公路纪念雕塑碑。从人民西路上行，远远就被这组群体雕塑吸引。浮雕摸上去粗糙冰凉，却承载着云南人民精忠报国的光荣和伟大。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动脉，战时更是决定胜负的重要条件。8年抗战，昆明始终是全国对外联系的门户城市，连接着滇越铁路、滇缅公路、“驼峰”航线和中印公路4条陆、空运输线以及中印输油管道，这些分别是抗战不同时期维持全国对外联系的主要国际通道。据悉，1939年初到1941年底，通过滇缅公路共运到昆明的物资达22.15万余吨；从1942年5月到1945年8月，中美两国飞机飞越驼峰航线8万架次，从印度运到昆明的物资达70多万吨；1945年2月至8月，通过史迪威公路运进昆明物资8万多吨，汽车1万多辆；1945年2月至8月，通过中印输油管道向中国输送油料20余万吨。然后，这些抗战物资通过贵昆公路、川滇公路，从昆明向川藏、黔、桂运送，进而运向内地支持前线……

当中国与国际联系仅剩下滇缅、滇印这个通道之后，昆明的命运与中国抗战的命运息息相关，这唯一通道上的唯一大城市，便成为日本法西斯誓必摧毁的重要战略目标。在无法进行地面进攻的情况下，从1938年至1944年，日本陆海航空部队联合对昆明进行了长达6年之多的狂轰滥炸。据《云南防控实录》记载，昆明共发出警报232次，日机入侵昆明市上空142次，共投炸弹3043枚，死伤无辜同胞3530人，制造了“9·28惨案”、“交三桥惨案”，城市百孔千疮，弹坑累累，李庆荣老人至今对“跑警报”的惶恐岁月耿怀于胸……

然而，正是这些每天“跑警报”徘徊生死线的人们，时刻缩衣节食的人们，以惊人的毅力和极大的吃苦耐劳精神，完成了民族和国家赋予的重任。当时住在昆明的沈从文先生有感而发：“为战争背后还有个庄严伟大的理想，使我们对于忧患之来，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忍受。”

美国新闻记者用细微敏锐的目光深入观察当时昆明各个社会阶层，“没有任何一座中国城市像昆明这样如此完整地暴露在西方观念之下”，生存于战火中的昆明民众忍受无限艰难的伟大，绝不向苦难低头的坚毅，令世界动容，也成为盟军判断东方大国抗战意志和命运的重要渠道。

昆明人民在沉默中创造近代史上的苦难辉煌。

在昆明市盘龙区茨坝街道办事处昆机集团内有两幢黄色小门楼，砖木结构，小巧对称，青瓦屋檐飞起的拱角说明这不起眼的建筑已经有些年代。

正是这遗存下来的小门楼，见证了作为抗战后方机械工业之冠的中央机器厂创造了中国工业史上的诸多第一。

据国民政府1940年《经济报告》统计，以昆明为中心的云南战时工业生产企业在西南八大工业区名列第三，除了名声显著的中央机器厂以外，当时昆明有工业生产企业80家，形成了海口、马街、茨坝、安宁四大工业区，创造出中国第一根电线、第一架望远镜、第一辆组装汽车，第一架飞机，第一座电力炉等许多“中国第一”，生产出飞机、枪弹、炸药等大量军工民用产品，极大地支援了抗战。

此时，全市人口已由战前的15万人增加到30万人，国际交通枢纽地位确立，各种物资集中，昆明市工商业加速发展，外贸达到空前繁荣，银行林立的南屏街被誉为“昆明华尔街”。

此时，昆明与重庆、桂林称为抗战时期中国的三大文化教育中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私立中法大学、国立艺专、国立同济大学等十余所院校先后迁昆，一时间文学、教育、艺术名流荟萃。尤其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而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迁昆明，对昆明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进步及社会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爱国、民主和科学精神在此有力传播，冲击黑暗政治和旧文化习俗，鼓舞士气，被称为“当时世界上一所没有任何围栏时代最好的大学”，也同时被视为“昆明城市化历程中的一个奇迹”。

【讲述】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云南著名历史学家 谢本书

抗日战争中，昆明是全国省会城市中表现特别突出的一个城市。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的影响下，坚定抗战决心，积极主动组织和领导云南抗战，率领云南人民书写下中国抗战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广大爱国民主力量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努力，使昆明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民主堡垒，有力地支持抗日战争的进展。

【民主堡垒】 去年以来，一本名为《中国，被遗忘的盟友》风靡全球，这本书让世界再次重新认识和审视二战时期的东方战场。在书中，作者——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以很重的语气说到昆明：“战时最自由的共产党活动中心当属西南地区的云南省会昆明。西南联大，由北大、南开和清华这三所中国最好的大学在流亡期间组成的学校就是激进思想的温床。”

这段话再次有力证明了昆明是全国抗日救亡和民主运动的重要舞台。

“朱德曾写信鼓励龙云，帮助他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希望，坚定抗日决心。当时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骨干成为省政府秘书，也间接地向龙云宣传了中共团结抗战的主张，龙云接受了中共南方局向他提出的十条意见。”谢本书在《龙云传》里写道：“龙云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化下，走上抗日反蒋和支持民主运动的道路。”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民盟的积极配合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进而昆明抗日民主高潮迭起，先后发动了“倒孔运动”、“纪念抗战七周年时事晚会”、“双十节民主集会”、“护国运动二十九周年晚会游行”等，以坚持抗日、反对内战、争取民主为主题，声势一浪高过一浪，影响不仅覆盖全省各地区，甚至辐射到重庆、贵阳、成都等地，喊出了“跟着昆明的巨浪前进！”

1945年5月4日，昆明青年冒雨到云南大学操场上举行盛大集会。大会发出通电，号召全国爱国民主力量“团结起来，在‘五四’的大旗下，以更大决心和努力，为民主而奋斗！”由昆明各族各界群众10万人举行的示威游行，展现出昆明这个“民主堡垒”坚不可摧的巨大力量，把云南以昆明为中心的爱国民主运动推向了新的高峰。

【讲述】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云南近现代历史研究会会长 吴宝璋

2013年12月5日，圆通山两座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缅甸战役中国阵亡将士纪念碑”和“第五十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恢复工程正式验收。当时看着这两座纪念碑碑体上金色大字在太阳光下闪光，我不由心生感慨：“这两座碑是历史文化名城昆明的闪光点，恢复这两座碑，也就恢复了昆明的一段光荣历史。”

【历史名城】 昆明市是全国最早被命名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尤其是作为“抗战之城”“英雄之城”的昆明，散发着一种传奇的气息，抗战胜利堂伫立风雨数十年，西南联大“三绝碑”闻名天下，飞虎队总部大楼还在仰望蓝天，冰心“默庐”以沧桑姿态静默……每个抗战遗址都记录着那段热血澎湃的历史，还有每一位老昆明，或许都能告诉你一段与抗战有关的故事。这浩瀚如烟的历史痕迹，我们怎能错过？

我省著名漫画家李昆武描绘的抗战漫画作品《伤痕》即将再版，这本书被法国著名汉学家评价为“以小人物的经历命运再现抗战时期昆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巨大变迁”。李昆武说：“抗战时期的昆明对艺术家来说有着非凡的吸引力，也是我作为亲历者后代不可回避需要承担的一份责任。”

今年1月5日，云南政协报记者伏自文作品《戴安澜将军父子的隔世情缘》一文获得 “中国梦·云南好故事”文字类作品唯一的特等奖。读者和评委们认为，著名远征军将领戴安澜与戴复东院士父子的故事荡气回肠，作品用文字的力量传递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爱国情、强国梦！

7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顾“昆明往事”，常常血脉贲张，时间未曾中断，记忆未曾中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也不会中断，回望澎湃奔腾的历史发展进程，这座以开风气之先而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更当感悟世界潮流之变，深思何以应之……

记者 雍明虹 李菊娟 张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