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云岭大地的农民教授——
    记2014年云南省科学技术奖杰出贡献奖获得者朱有勇

    1982年，开始寻找不依赖化学农药控制病虫害的方法；1984年，建立了第一块作物多样性时空优化配置试验田；2000年，水稻品种多样性控制稻瘟病研究结果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自然》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如今，该项目试验田累计推广两亿余亩……

朱有勇，在云岭大地书写着一个利用生物多样性不断解决农民种植需求的神话。25日，这位被重重光环笼罩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再次赢得“瞩目”：在2014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获得云南省科学技术奖杰出贡献奖，省政府授予其300万元重奖。

云南农业大学老校区植保学院楼二楼院士办公室内，柔和的阳光洒向室内。朱有勇匆忙跑了进来，一边脱下白大褂，一边匆忙地换上休闲西装。笑容满面地跟大家握手，不时说说笑笑，让人有一种从内心溢出来的放松和愉悦。回首那些艰难但有趣的研究岁月，朱有勇心中欣慰多过欣喜：“在获得的诸多荣誉称号中，最喜欢的还是农民给我的称号‘农民教授’，因为我就是一个成长于土地、收获于土地的农民。与土地相亲、与农民相亲，是我一生的梦想。”

植物病虫害防治领域的重大难题之一是作物品种单一化大面积种植易造成病虫害大发生，致使农药用量大幅度增加，对生态环境和粮食生产构成潜在危机。找到减少农药控制病虫害的方法，这个看似简单的命题，近半个世纪以来难倒了全球的农业科研者。然而，朱有勇用了30多年的时间，成功利用作物的多样性控制病虫害，达到提高农民产量，减少农药使用量，为农民多增加收入。

人类的智慧是从“问号”开始的。只要能够提出问题，创新就走出了一大步。上世纪50年代，为解决因使用农药带来的农田生态环境恶化及粮食安全问题，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从育种角度提出了“多系品种”、“水平抗性”、“聚合抗性育种”等方法来解决这一难题。但是这些方法因技术难度大，限制了推广应用。如果换一种思路，在栽培上实现品种多样性，是否会简单一些？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次偶然的机缘，开启了一条新途径。当时，云南很多地方的水稻稻瘟病都很严重，在石屏县的某处，朱有勇看到种有不同水稻品种的田里稻瘟病很轻；而在另一处只种一个品种的田里，病害却比较严重。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朱有勇觉得很奇怪，他想：会不会是有些品种天生就对稻瘟病有抗体呢？如果把几种水稻混合种在一大片田里，不就能抗多种病害了吗？

然而，想要走通这条新途径就需要回答3个问题，一是能否控制病害？二是控制病害机理是什么？三是能否推广应用？有了想法后，朱有勇带领团队开始做大量的小面积实验。经过不懈地努力，最终还是通过试验证实了：作物多样性，是可以控制病害的。

为此，朱有勇交出的答卷是：通过田间小区试验验证了品种多样性控制病害是一条可行的路子，进行万亩放大试验验证，经过10余年近千次试验研究，确证了作物多样性时空优化配置是控制病害的新途径。2000年，这一标志性研究结果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自然》上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路子有了，但科学是非常严谨的，知其然还得知其所以然，能够控制病害的机理是什么呢？于是，他从引起作物病害发生的寄主品种、病菌和气象因子“三要素”入手，又经过10余年研究，揭示出了作物多样性控制病害的主要机理，发表的80余篇论文是他第二个10年的成绩。虽然已经在几万亩田里实验成功了，但能否推广到更多的田里，更大的范围，是朱有勇面临的第三个问题，解决这一环节，他通过机理研究，在传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品种搭配、空间配置和时间优化的技术创新，建立了一系列作物多样性控病增产新技术，这个技术使他的成果在国内外推广应用上亿亩，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在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中，解决病虫害的‘细节’也就慢慢具体起来了，效果也越来越明显了。”经过30多年的研究，朱有勇和他的团队逐渐掌握了作物多样性是如何控制病害的。总结起来，有遗传多样性、协同作用、病害防火带、稀释作用等多种机理。为了能把这些复杂的机理简单化，让老百姓易懂，他们把作物多样性抗病害的机理，编成了十二字简单的顺口溜：天拉长、地拉宽、站好队、换好位。“其实就是改变播种节令，打破传统的农业结构；以前都是散种，现在排好队，科学地排列行距和株距；今年这里种这样，明年就种另外一样，利用植物间的相克相生减少病害，达到优产。这样跟农民一解释，谁都听得懂。”朱有勇笑着说。

近年来，朱有勇将生物多样性应用在我省冬季马铃薯、三七、柠檬、高原葡萄酒等产业发展中。流年岁月里，踩在田间的每一个脚步，都是对云岭大地深情留恋、撒播梦想的痕迹。

记者 陈鑫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