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水

慈善法出台也是一次慈善治理转型的契机，政府可以借此构建新的慈善治理结构，比如扮演好事后监管人的角色，创造好的慈善环境，搭建好的慈善平台，让慈善法在落地中获得法治生命力，也给公民的善心撑起腰来

3月16日上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慈善法明确规定个人不能发起公开募捐，承诺捐款不兑现或被起诉，摊派捐赠任务或构成犯罪。

近年来，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捐助手段的多元化，公益捐助领域的问题也变得更加复杂化。一些人利用互联网平台，实行诈捐；一些人面对媒体承诺捐款，但事后却不兑现……凡此种种，有的虽然能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找到相关依据，令当事人付出代价，但很难凸显慈善的法律意义。于此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通过，正是希望提供一揽子的制度设计，规范公益捐助行为，特别是为互联网时代的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专门的法律依据。

值得一提的还有，专门为慈善立法，可以推动公民法治观念在慈善领域的提升。一方面，通过慈善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并让人看到这背后的法律条款，可以让公众更好地理解各种慈善行为。另一方面，带上“紧箍咒”的慈善者或慈善行为，更能激发慈善活力，因为有法可依，可以免除行善者的后顾之忧。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慈善法的出台，就是让专门的法律管专业的事儿。但慈善法如何实现良法善治，仍然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积极作为。而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公益事业治理的方式应顺应时代潮流，变管理慈善为规划慈善发展。毕竟，慈善连着人心，重管而轻引导，很难起到重塑慈善行业公信的作用，反而容易陷入“一抓就散，一放就乱”的僵局。

慈善法出台，开启了依法治“善”的时代，但繁荣慈善事业，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当下，认真审视慈善法，可以看到其一些刚性的措施足以让人重塑公益信心。但须谨记的还有，我们究竟如何面对慈善法，并以什么样的监督态度迎接它。换言之，在其他慈善制度建设中，如何汲取依法治理的规则，既实现慈善事业的繁荣，又抓好慈善事业的发展。毫无疑问，慈善法出台也是一次慈善治理转型的契机，政府可以借此构建新的慈善治理结构，比如扮演好事后监管人的角色，创造好的慈善环境，搭建好的慈善平台，让慈善法在落地中获得法治生命力，也给公民的善心撑起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