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信县地处云、贵、川3省接合部，素有“鸡鸣三省”之称。1935年2月4日，一渡赤水后的中央红军首次进入威信扎西地区，在此驻扎了11天，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会议圆满解决了遵义会议提出而未及解决的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完成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转折，被列为红军长征35个重要事件之一。从此，中国革命一步步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红色扎西，胜利起点”之名由此传扬。
81年前，在滇东北小城威信一栋两层灰砖木楼上，红军长征史上著名的“扎西会议”的其中一次会议在这里召开，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一个具有历史转折的重大抉择，由此开启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胜利的伟大征程。
如今到访此地，眼前斑驳的窗沿、发黄的枪套、锈迹斑斑的电话让人遥想峥嵘岁月，昔日运筹帷幄巧周旋的场景仿佛重现眼前；来到曾留下红军足迹的“天险”两合岩，两岸岩壁对峙，雄奇险峻，河水奔腾流淌，山岩羊肠小道寸步难行，让人不禁感慨万千……
集结扎西 伟大转折
寻访扎西之路从贵州遵义开启。迎着淅沥的小雨走进遵义纪念馆，“遵义会议，伟大转折”8个大字赫然醒目。
在“扎西会议”展板前，年过7旬的龚老先生停下了脚步，这已是他第5次踏进纪念馆。曾经在上世纪60年代到蒙自当兵的他，退伍后回到了遵义老家，半个世纪过去了，对云南、对军人的感情仍深植于胸，历久弥新。
几天后，在与遵义相距300余公里的云南威信县扎西会议纪念馆内，一群从美国远道而来的大学生，在一张张珍贵照片、一件件历史遗存前驻足、聆听，亲身体验书本、电视上不曾有的震撼，追寻那段珍贵的历史记忆。
时间回到81年前的威信县扎西镇。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准备从四川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汇合，创建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蒋介石调集10万中央军和川滇黔军实行围追堵截，沿江布防，在此情况下，党中央当机立断，改向云南的扎西集结，到了昭通的威信、镇雄等县。1935年2月4日至14日，中央红军集结扎西，在威信境内开展革命活动长达11天，是红军在云南境内活动时间最长的县。5至10日，中共中央先后在威信的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和扎西镇江西会馆分别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统称“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进行了工作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确定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和决议大纲，研究部署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问题，作出回师黔北、重占遵义的重大决策，成立了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扎西会议所作出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重新恢复了中共中央对全国革命斗争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会议在挽救党、挽救革命、挽救红军的过程中，解决了遵义会议未来得及解决的问题，完成了遵义会议未完成的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军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被列为红军长征35个重要事件之一。
“尽管遵义会议基本上解决了军事与组织问题，但如常委再分工、战略方针转变等遗留问题尚未解决，这些问题的直接后果是使会议刚结束后的军事行动受挫，土城战斗失利，北渡长江的计划未能实现，解决遗留问题迫在眉睫。”党史研究专家徐继涛表示，在水田寨政治局常委会上，对常委进行再分工，完成了党内最高领导权的转换，大河滩政治局会议和扎西镇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新的战略决策，确定了新的战略方针，扎西会议最后审定、通过了指定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所以，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如果将遵义会议分做几个阶段的话，扎西会议就是完成阶段。
党史研究专家陈宇认为，红军过扎西在长征史上地位非凡，体现在遵义会议决议集大成于扎西，决议容纳进一渡赤水前后的作战实践体会，在遵义会议召开20余天后，终于在扎西成文定稿和通过，并传达到部队；党的最高领导权“交权”于扎西，以毛泽东为核心，张闻天总负责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大搬家”后的彻底轻装和大规模整编完成于扎西，红军“消肿”、丢“包袱”，精简机构，缩编部队，为下一步灵活地周旋于赤水河两岸攥紧拳头，有效地增强了战斗力；中央适时改变战略大方向于扎西，红军放弃北渡计划，挥师东进，二渡赤水，取得桐梓遵义战役大捷，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重新运作于红军作战中。
仰望扎西 胜利起点
在位于威信县的红军当年训练场地红军坝子入口处，刻有“红色扎西胜利起点”的一面红旗状雕塑屹立街头，在鲜花的簇拥下格外醒目，这里已成为红色教育的必到之地。不仅如此，红色文化已成为威信县城的主基调，无论是在扎西会议纪念广场还是红军烈士陵园，或是扎西会议纪念馆，一座座记录着革命岁月的建筑让人驻足，一个个红色文化符号融入大街小巷，时刻能够感受到群众发自内心对党的热爱与忠诚，81年前的红色基因在这片土地的脉络中延续、流淌。
“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这是由陆定一、贾拓夫编写的《长征歌》中的一段。红军在威信县仅仅停留11天，却有3000多名威信儿女主动加入红军队伍，红军在威信留下的革命火种——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坚持斗争12年，为牵制敌军，配合中央红军北上作出了巨大贡献。经过扎西整编精简后的中央红军，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和机动灵活战术与敌人周旋。
在毛泽东战略战术思想的指引下，为实现红军的战略转移，红军分两路回戈东进，二渡赤水河，攻克娄山关，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打垮敌军，取得了战略转移以来的最大胜利——桐梓遵义战役大捷，为长征胜利打开了新局面。此后，红军三渡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直逼贵阳，后又急转西进，直插云南，威逼昆明，并巧渡金沙江，彻底摆脱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基础。而这些正是扎西“胜利起点”的生动体现，从此红军从最危险的局面中走了出来，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一个新时期，一步步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正如毛泽东诗词中所述“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党史专家学者认为，在扎西完成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为红军夺取长征胜利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实事求是地探讨红军长征过扎西的历史事实，肯定扎西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对正确认识和理解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的功绩，发扬和传承艰苦奋斗、英勇顽强、勇于担当的红军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红军的鲜血染红了威信，染红了云岭大地，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沿着红军的足迹，云南儿女正发扬长征精神，昂首挺胸，合力同心，一步一个脚印，在一方热土开创新天地。
乌蒙之巅，风起云涌，金沙江水，奔腾过往。红色扎西，灵魂铸就丰碑，仰望扎西，灯塔照耀前行。
》》红色记忆
乌蒙磅礴走泥丸
由于根据地保卫战失利，红二、红六军团被迫撤离四川、云南、贵州3省的“红都”毕节，踏进层峦叠嶂、沟壑纵横的乌蒙山区。1936年3月2日，红二、六军团主要领导人在贵州赫章野马川召开会议，决定利用乌蒙山的有利地形同敌人周旋，择机到安顺建立新的根据地。
行进到奎香地区的红军，在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指挥下取得了赫章以则河一战告捷，成功牵制了敌人，畅通了乌蒙山回旋战的胜利之路，计划从镇雄突出敌人包围。从俘虏口中得知敌军要经过哲庄坝开往镇雄后，贺龙在哲庄坝一带设伏，歼敌1000多人，是乌蒙山千里回旋战中歼敌最多的一次战斗。红军虽在哲庄坝获胜，但国民党10多个师从四面逼近，将红军围困在纵横30里的狭小区域，红二、红六军团进入长征以来最险恶的处境。生死存亡之际，红军果断采取“敌进我进”战略，从樊嵩甫纵队和郭汝栋纵队之间的结合部，向西北突进，突出重围后又挥戈南下，在云南宣威以北的来宾铺地区击退滇军两个旅的阻击。3月28日，红军进占贵州西南的盘县县城。至此，乌蒙山回旋战胜利结束。
乌蒙山回旋战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灵活机动的成功典型战例。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红二、红六军团转战千里，突破包围圈，绝境中闯生路，最大限度地保存有生力量，被毛泽东称为“了不起的奇迹”，挥笔写就诗句“乌蒙磅礴走泥丸”。
佯攻巧家渡金沙
1935年4月，担负牵制敌人，掩护中央及红军主力的红一方面军第九军团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和参谋长郭天民的率领下挥师云南，佯装主力攻下宣威、东川（会泽），敌人慌忙调兵尾随追来。国民党将金沙江沿岸的140余只盐船凿沉于江中，并在金沙江两岸修筑碉堡，调集民团防堵红军过江。
5月4日，红九军团先遣部队到巧家原辖区树桔渡口查看时不见船只，在船工饶树清、张朝兴、王文亮等人的帮助下打捞到一只破船，经修补后连夜渡过金沙江，到达对岸的鱼滩坝（现四川省会东县）。过江侦察队迅速消灭了国民党税警队和靖卫团，捞起40多只沉船，缴获28支枪，没收4万元税款和10万斤盐。先头部队把盐分给当地群众和船工，他们纷纷自告奋勇为红军摆渡。5月6日至7日，在当地群众和船工的帮助下，红九军团大部队3400多人全部顺利渡江，随后按照指示以质论价付给船钱后，将船捣毁抛入江中，尾随而来的国民党部队无船可渡，只能望江兴叹。
为阻击追敌过江，掩护中央主力红军召开“会理会议”，红九军团从会理会果一带东撤巧家方向，赶到巧家县城对岸的洼坞街（现为宁南华弹乡），利用国民党川军修筑的工事隔江与驻扎龙王庙的李抱冰部队枪炮对击，做出佯攻巧家县城的态势，敌军中计死守，不停地用枪炮封锁江面。随后，红九军团沿江扩大了攻击范围，摆出誓死打过金沙江抢占巧家城的态势，枪炮更为激烈，龙王庙阻击战持续了3天3夜，赢得红军在会理活动的时间。此次战役投入兵力3400多人，是红一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过昭通若干战斗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随后红九军团北上直奔西昌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师，完成了在滇东北的战略任务，取得了红军长征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胜利。
云报全媒体记者 王永刚 蔡侯友 段晓瑞 张蕊 摄影 陈飞
》》》党史资料 ：“1+6会议”
在纵横十余省、长驱数万里的长征中，党和红军召开了许多重要会议，正确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全局性问题，确保了红军的生存和长征的最后胜利。这一点在以遵义会议为核心的“1+6会议”上得到了有力体现。
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通道会议是血战湘江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的建议得到大多数人认可，史称“通道转兵”。
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定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同时筹划人事上的变动，为遵义会议召开创造了条件。
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31日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在贵州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与会者纷纷反对李德、博古主张，并通过决定坚持黎平会议决议，限制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限，为遵义会议进行中央领导改组作了组织准备。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主要检讨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认可，会议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
扎西会议
1935年2月5日至10日扎西会议上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实际上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解决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缩编中央红军、确定新的战略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遵义会议的继续，为中国革命走向新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苟坝会议
1935年3月10日至12日在贵州召开的苟坝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
会理会议
1935年5月12日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取得胜利的原因，阐明了运动战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重新统一了认识，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