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发

2015年起，公民自愿捐献成为我国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渠道。当年，我国器官移植手术达到了历史最高值10058例，2016年进一步上升到15000余例，增幅超50%。

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话来说，“器官捐献事业的春天来了”。

互联网＋公益：10秒钟完成人生重要决定

从打开支付宝，到手机显示印有自己名字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卡”，这个过程只花了10秒钟。

“互联网＋公益”，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和蚂蚁金服这一跨界合作爆发出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新登记系统上线后的两天半时间里，新增登记就超过8.6万人，超过该系统既往运行两年半的登记总数。

日前，由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中国器官捐献公众意愿调查》显示，83%的参与调查者愿意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56%的人不愿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的原因是“不知道在哪登记或手续太繁琐”，登记渠道不畅、流程复杂等是导致登记人数少的主要原因。

从想法，到登记，有时只是缺乏一个渠道。“渠道畅通后登记人数迅速增长，证明越来越多人接受了器官捐献的理念，愿意加入生命接力的队伍中。”肝移植医生屠振华说。

互联网不仅是工具，它也可以有温度。蚂蚁金服企业社会责任总监刘琴说：“对一家互联网公司来说，除了捐款捐物的传统公益外，我们更希望技术、产品和开放平台能产生更多社会价值，满足公共利益。”

自愿捐献：公开透明让器官移植事业进入春天

捐献的器官去了哪里？如何给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过去器官捐献和移植过程的不透明，令不少人心有善念却对志愿登记望而却步。

实际上，2015年开始，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中国宣布废除死囚器官使用，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的渠道。由于移植手术环境变好、公开透明的全系统流程规范，更多人对于器官捐献多了一份信赖和认可，捐献人数大幅上升。

很多人不知道，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并不等于实际捐献。“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明确写着：“志愿登记仅是一个意愿，一种支持，一份宣传。”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副主任吴晓梁介绍，每例成功的器官捐献背后，都有一个十多人的团队，包括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评估专家、医院协调员、遗容整理师等，还有肝脏、肾脏、角膜等不同器官类型的专科医生，同时准备一系列的医疗、法律文书，整个流程非常严格。

一旦器官捐献成功，必须进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依据等待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等待时间、地理位置等客观条件排序，由计算机将其分配给最合理、最适宜的受者。“既要遵守所有的法律程序，还要保证合适的受者能够得到功能健康的器官，我们常常与时间赛跑、分秒必争。”吴晓梁说。

协调员：为生命接力的陪伴者

器官捐献协调员——这是与公民自愿捐献器官同步发展的一种新职业。

他们经过系统培训，持证上岗。就像医生牢记“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护士在授帽式上诵读的“南丁格尔誓言”，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职责是：当患者到了生命终末期，死亡无法避免的时候，向病人家属传达公民逝后器官捐献的理念，动员他们在患者去世后把有用的器官捐献出来，拯救等待器官移植的人。

大多数时候，协调员面对的是拒绝甚至责骂。“开口时就预感会被拒绝，但压力再大，也还是要开口，因为问出去了也许就有人有机会活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医院器官捐献办公室副主任王璐说。

由于器官捐献采取“双盲原则”，捐献者与接受者双方并不见面，协调员有时会成为双方传达问候的纽带。

去世后将自己的一部分留在世界上，帮助其他人活下去，通过捐献、移植，越来越多的生命在不同意义上得以延续。是器官捐献协调员，默默护送了一场又一场生与死的接力。

新华社记者 黄筱 郝方甲

据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