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用植物“取经人”

——追记原云南省药品检验所主任药师杨竞生（上）

杨竞生（右）生前在雪山上考察

他走了，停下了那几十年来风雨无阻在野外进行采集考察活动的双腿。他的遗骸周围，散落着小锄头、口缸、手电筒等物品。

他曾以这样的形象定格在人们记忆里：身材瘦小，其貌不扬，因采集药材标本受伤还造成驼背，但一到野外采集植物标本，披着自制雨衣、胸前挂着照相机的他就像换了一个人，尽管携带着沉重的行囊（镐头、标本夹），却尽往高山峡谷、原始森林钻，因为只有在这些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才有可能采集到前人没有采集过的新标本。

“藏医药资源的朝圣者”“庶民学者”“当代‘李时珍’”……人们用这些称谓，表达着对他坚守初心和使命的感佩，表达着对他为药用植物和民族药学所作贡献的赞誉。

他，就是原云南省药品检验所主任药师杨竞生，一位对我国药用植物资源考证及民族药物发掘和整理作出巨大贡献的药用植物学家、民族药学专家。

爱药成痴 野外考察九死一生

杨竞生1921年出生在广东省阳山县，从小就喜欢植物。新中国成立前，他就读于上海国防医学院（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师从留日药学博士李承祜，并跟随李承祜参与编写了我国第一部《药用植物学》，做了大量资料收集和文字处理工作。

制作植物标本是解决植物学教具问题的有力手段之一。杨竞生读书时就常到野外采集植物标本。1950年3月来到云南后，他先后任西南军大云南分校医助、云南步兵学校卫生处见习司药长，在云南军区后勤卫生处药材科及军区药厂帮助工作，在云南军区后勤卫生学校任教员，负责西南药物研究所筹备工作。1952年，从后勤卫生学校转业后，被组织委以筹建云南药检所的重任，任药检所代理行政负责人。1957年，他被调入中药室。

云南向来有“植物王国”“中草药王国”等美誉，丰富的药用植物资源为杨竞生搞研究提供了广阔天地。

在药检所工作的几十年里，他为云南药用植物的采集、鉴定、整理和考证倾尽了全部心血。几乎每年的3至9月都在野外进行采集考察活动，常常是独自背着行囊，一出门少则几十天，多则几个月。

在交通欠发达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走遍了云南的各个州市，进高山峡谷、钻原始森林、爬雪山草地，从不叫苦叫累。曾与杨竞生一同采集过标本的同事都知道，他那股拼命劲无人能比，上山只管朝山路艰险之处去，路上除了采集标本外，一般不会停下休息，还经常夜间步行。因为在他看来，越是危险的地方，才越有可能采集到新标本。

1979年，他只身一人到海拔3000多米的高黎贡山考察，采集傈僳族药用植物雪茶。下山前夜，突然飘起漫天雪花，大雪封路、气温骤降，他被困在山洞里。忍饥受冻的他凭着坚强的毅力，硬是坚持到第三天，等积雪融化得差不多时，才拖着筋疲力尽的身体朝最近的山村走去。

就在那年9月，他又到德钦县进行野外考察。为了赶时间，天还没亮便匆匆赶路，结果不慎失足，从流石滩上滚下去50多米，万分危急之时，幸好背上的植物标本夹卡在一棵树上，才未掉进巨浪滔天的澜沧江。性命虽然保住了，但造成他第十二胸椎压缩性骨折和小腿胫骨骨裂，辗转运回昆明治疗数月，穿着钢背心三四年才勉强复原，但他的腰再也不能伸直。

千难万险也阻挡不了杨竞生献身药检、献身科学的步伐。当时云南省药品检验所90%的标本都是他亲手采集的，西藏自治区药品检验所里有一半以上的标本也为他采集。此外，北京植物研究所等全国不少研究和药检机构都有他采集的大量标本。

求知若渴 积跬步以至千里

标本采集和鉴定需要极其丰富的知识储备。杨竞生能成为一代药学大师，与他对学习的极度热忱和痴迷分不开。

杨竞生是所里有名的“书呆子”，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和新华书店里驻足。1998年，药检所组织退休人员到大理下关活动，谁知下车后他就不知去向，到中午吃饭时仍未归队。药检所带队同志担心杨竞生出意外，马上向有关单位求助，派出人员寻找，最后在下关新华书店里找到时，他看书正入迷。

“杨老师因心脏问题住院时，我曾去医院探望。提及他到香港探亲，我才知道，他到香港没有去看大都市的繁华，而是带着干粮，整天在图书馆查阅国内难以查到的资料。”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主任药师明全忠感佩地说，“我曾到过他住的阁楼，满屋都是书，这是我见到过的私家藏书之最。”

为了购买书籍，杨竞生节衣缩食，宁可饿肚子，也不愿少买书。

对于学习中遇到的困惑，他容不得一刻耽误，必须马上解决。一次，为了搞清楚药书上苗文的确切意思，他特意打电话请教贵州的同行，但感到电话里难以说清楚后，干脆买火车票去了贵州，当面把书中有关苗文记述的问题搞清楚后，才心满意足地回到昆明。

杨竞生抓住一切空闲时间学习充电。白天在所里没时间看书，晚上回到家，他就拿出自己收集的外语单词、句子和资料看，还写成小卡片，或随时记忆背诵，或分门别类整理。后来，他被安排去喂所里做实验用的小白鼠，就边工作边摸索饲养小白鼠的门道，还写了一篇饲养小白鼠的科研论文。此外，他还自学了日文、俄文和藏文。

数十载孜孜不倦的追求，为杨竞生后来在中药学界大展宏图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无私奉献 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杨竞生呕心沥血搞研究，对名利享受却看得很轻，有朋友形容他到了“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地步。他曾说，自己的名利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让这些知识与世人共享、派上用场。

在野外进行标本采集时，杨竞生走到哪里就把在哪里采集到的标本送一部分给当地保存。他曾在迪庆的高山雪线附近采到很多虫草标本，均无偿赠送给昆明植物研究所隐花植物标本馆。昆明植物研究所真菌专家藏穆教授曾专门在《中国食用菌》杂志上撰文向他致谢。

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杨竞生也毫不藏私。外地的药检所经常请他协助鉴定植物标本，他都满口答应。退休后，名声在外的他经常遇到年轻后辈上门求助，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忙鉴定标本和提供咨询。

1993年，国家卫生部计划起草藏药标准。这是我国第一部国家级民族药标准，意义重大。其中有关藏药方面的问题，负责起草的同志经常向杨竞生请教，他都毫无保留地提供帮助。

杨竞生还多次把心爱的书籍无偿赠送给有需要的人。1995年，云南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民间组织——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他向研究会无偿捐赠了一大批书籍。

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许建初回忆道：“有时他知道我在搞什么项目、需要什么书，在书店发现这方面的书就自己掏钱买了给我送来，有时还把别人需要的资料复印成厚厚的一本就送去。”

杨竞生对他人慷慨大方，对自己却极为“抠门”，一生过着俭朴的生活。他不抽烟不喝酒，住旅店时总是选择最便宜的房间。到了红薯上市的季节，他就买来煮熟当主食。

出生入死采集标本，浩瀚书海考证查找，融会贯通古今药典，夜以继日编撰书稿，而历尽磨难取得成果后，又将知识无私地与人共享——杨竞生不正像一位药用植物发展路上的“取经人”吗？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梅里雪山的山径、南迦巴瓦的雪原、波涛翻滚的澜沧江畔，杨竞生上下求索的身影永远不会磨灭。(记者 张雪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