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昆明上空飘扬起五星红旗。在一片欢庆声中，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率部起义，这座西南重镇宣告和平解放。然而，国民党残余势力并不甘心失败，企图凭借滇南险要地形负隅顽抗。在这关键时刻，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以下简称“边纵队”），以雷霆之势席卷滇南，配合野战大军彻底剿灭残敌，为云南全境解放立下赫赫战功。这支诞生于烽火硝烟中的革命武装，用鲜血与生命书写了云南解放史上最壮丽的篇章。

应运而生

扎根边疆的红色火种

边纵队的前身，是活跃在云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地区的游击武装。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地下党就在滇南、滇西等地播撒革命火种。1946年，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爆发，中共中央南方局作出“开辟第二战场”的战略部署，号召南方各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47年，云南地下党在砚山、丘北等地组建起第一支游击队，点燃了滇桂黔边区武装斗争的星火。

1948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将滇桂黔三省游击武装整编为统一的战略力量。1949年1月1日，滇桂黔边、粤赣湘边、闽粤赣边三个边纵队宣布成立；同年7月，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在砚山县阿猛镇成立，标志着边纵队完成统一整编。这支由庄田、朱家璧、郑伯克等将领领导的队伍，下辖12个支队、2个独立团，其中10个支队活跃在云南境内，总兵力达6万余人，县区游击队更是发展到10余万人。边纵队的成立，犹如一把钢刀插入国民党统治的腹地。他们以滇东南为战略支点，东接广西十万大山，西连缅甸边境，北依乌蒙山脉，南濒红河天堑，将滇桂黔三省边区连成一片，形成对国民党西南防线的巨大威胁。

浴血奋战

解放云南的关键力量

边纵队成立之初，便遭遇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反扑。1949年8月，国民党调集3个保安团和地方民团，对滇东南根据地实施“围剿”。边纵队采取“避实击虚、外线作战”的战术，在砚山、西畴等地与敌激战，成功掩护主力转移。随后，边纵队主力转战滇南，开辟新的游击区，逐步建立起以元江、墨江为中心的稳固根据地。

1949年底，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反扑昆明。边纵队迅速组织昆明郊区民兵组成义勇自卫队，配合起义部队坚守城防。在长达一周的激战中，边纵队战士与敌人展开巷战，成功迟滞敌军攻势，为野战军入滇赢得宝贵时间。1950年2月，陈赓、宋任穷率二野四兵团抵达昆明，边纵队与野战军协同作战，彻底击溃国民党残部，宣告昆明全境解放。

昆明解放后，国民党第八军残部逃窜至滇南。边纵第十支队率先发起元江战役，于1950年1月在元江桥头全歼敌军主力。随后，宋任穷与第四兵团兵分两路追击残敌，历时两个月，横扫红河、普洱、西双版纳等地，歼敌3万余人，彻底肃清云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1950年2月24日，云南全境解放，边纵队完成了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

民族团结

凝聚边疆的磅礴力量

滇桂黔边区地处边疆，聚居着彝、苗、傣、壮等20多个少数民族。边纵队在斗争中始终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将民族团结视为胜利之本。尊重民族习俗，争取上层支持。在彝族聚居的滇东北，边纵队主动拜访彝族首领，使彝族武装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在滇中峨山彝族聚居区，以易于接受的兄弟会、姊妹会、互助会等多种形式，促进武装斗争的顺利开展。培养民族干部，锻造红色中坚。边纵队创办军政干校，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至云南解放时，边纵队中少数民族指战员占比超过3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云南有6000余名少数民族干部，大多数都来自地下党和边纵队，充分彰显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凝聚力。

边纵队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群众路线三大法宝的生动实践。其历史贡献不仅在于军事上的胜利，更在于为云南解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一是坚定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边纵队将士在缺衣少粮、敌众我寡的困境中，始终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入伍才两个月的涂勋，背30多斤装备，日行百里不掉队；阿乌寨战斗她率先跳进寨内，喊话迫使恶霸张振国缴枪……这些感人的故事诠释了革命信仰的力量。二是坚持人民至上，军民鱼水情深。边纵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元江战役中，傣族群众冒着枪林弹雨运送伤员；在墨江根据地，彝族妇女主动为战士缝制草鞋。这种血肉相连的军民关系，成为战胜敌人的坚强后盾。三是实事求是，机动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面对复杂的地理环境和敌情，边纵队创造性地提出“分散游击、集中歼敌”“外线作战、内线坚持”等战术，成功打破敌人的多次“围剿”。这种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斗争智慧，至今仍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七十载峥嵘岁月，滇桂黔边纵队的革命精神如磐石矗立，在云岭大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让我们铭记边纵队的如山功勋，传承那融入血脉的红色基因，赓续这股永不断流的精神血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杨兴山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历史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