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小心翼翼，生怕哪惹着他而中断采访，但他的手机铃声不时响起。他用“滇普”或独龙语与人谈事，采访还是不时被打断。后来，他干脆站起来，不辞而别。见记者跟进里屋，有些愠色：“采访到此结束。”

记者看他往手上倒了好多种中药和西药，一仰脖全吞进嘴里，正想劝他这样吃药不好，他转脸嘿嘿一笑，幽默了一把：“没事，这叫中西医结合。”

稳宜金是白族干部，和“老县长”在贡山县班子里共事多年，双方引为至交。他安慰记者：“他是有点‘硌’，有时和我们吵得凶，但只要是工作，他回头会表示友好，会主动找你开玩笑。”

“老县长”名叫高德荣，曾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代表独龙族到北京开过会。

记者很想搞清楚，为什么他有这么高的威望？

听说当天记者恰巧生日，他立刻变得友善起来，吩咐老伴去自家池里捞两条鱼。“你远道来，按独龙族风俗，晚上为你庆生，咱喝两杯。”看着记者，目光温暖。

大山里的人，心眼直，也很热。

归 根

“辞官”回乡，人们一般只是想想说说而已，但高德荣真这么干了。

也不是彻底不想当官。方便为群众做事、有利于地方发展，官还是会当的，只是不想要当官的派头、地位和待遇。

2006年，高德荣从贡山县县长任上，当选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到州府六库上班的第一天，他就把办公室钥匙交了出来，向组织提出回独龙江乡工作。

“独龙族同胞还没脱贫，让我把办公室搬到独龙江去吧！”他申请说。

后来，他争取到了兼任州委独龙江帮扶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差事。7年前的一个夏日，时年53岁的他回到独龙江。

办公室就是他在江边简陋的家。退休的老伴也跟来了，成了“‘老县长办’的勤杂人员”。

他从不喜欢待在办公室，就喜欢下乡。路上、寨子里、火塘边、工地上、树荫下，都是他的办公场所。

“官已经当到头了。我如果连几千人的事都管不好，怎么好意思去当更大的官”；

“独龙族人口再少，也是祖国大家庭里的一员。独龙族贫穷落后，我对不起党和政府，对不起百姓，也对不起自己”

……

话听上去有些耳熟，但结合他“人往低处走”的做事风格，感觉真诚。

外地人可能不清楚，州府六库现在还不通飞机、铁路，怒江州是全国最边远的地州之一，而独龙江乡又是怒江州最边远的乡。

从六库去贡山县城，沿着怒江边狭窄的公路，开车最快也得6小时，弯弯曲曲的公路容易让人晕车；再从县城去独龙江乡，要翻越海拔3300多米的高黎贡山垭口，开车最快也得4个小时，其中要经过约23公里的盘山“搓板路”，颠得让人胃痛。封山期间彻底不通车。

独龙江闭塞，过去交通靠走，传递消息靠火炮。天气阴冷潮湿，蚊虫多，旱蚂蟥吸血吃个饱。以前物资匮乏，苞谷不够吃，要挖野菜补充。“老县长”的身高，或许与他年少时营养不良有关。

相比独龙江，六库可是个“超大都市”。但走出去的人，很少有回头的。在六库站住脚跟，是山里人的梦想，甚至是人生成功的重要标志。

“老县长”不看重这些。

年轻时，他已有过一次主动返乡工作的经历。

18岁那年，高德荣考上怒江州师范学校，背着行囊踏上人马驿道，走出大山，人生大道从此在脚下铺开。1975年，毕业留校，走上校团委书记岗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前程似锦。

然而工作4年后，他递交了一份申请，请求调回独龙江乡教书。

“一个民族要发展，没有文化不行。我受党的培养，读了书、明了理，独龙江需要我，所以我就要求回来了。”“老县长”解释道。

那次回乡，在乡里一“猫”就是10多年。教书育人、异常清苦。后来，基层工作急需有文化、情况熟的少数民族干部，根据组织安排，高德荣又走上了“仕途”。

“在独龙江苦不苦？”“我的幸福指数很高啊！”他咧嘴笑道：“在这里我心里很踏实、很舒服。看到民族进步，我就快乐幸福！”